“熊孩子”犯罪難題，不能將降低責任年齡作為唯一救命稻草

    經常上網的人們不難看到，每當遇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聞時，都有無數網友在新聞下呼吁，許多專家在發聲，希望降低責任年齡。不可否認的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有旗讓人信服的科學依據，也存在可以借鑒的部分國家的經驗案例，如現實主義做法中的惡意補足原則，即使是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人，被認為缺乏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在特別嚴重的刑事案件中，如謀殺，強奸等，7歲以上便可以視為有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又比如新加坡刑事責任年齡起點便是設置在七歲等等，這些都告訴了我們，降低責任年齡是可行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這不表示，只要遇到未成年人犯罪，說一句我們要降低責任年齡就完事了，它只能懲戒已犯罪者，給予社會警示教育。但現實是，面對任何犯罪，我們最主要關注的都是，如何面對更大多數的群體，如何讓普通人不“異化”為犯罪者。

 

    我們可以看到，在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而更多的是教育不當，造成很多孩子人生觀、價值觀等的扭曲，進而導致犯罪。若是解決不好孩子成長中的家庭教育問題，靠其他手段無法從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其次是未成年法治、德治教育的不徹底，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們知道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是理解上存在有重大偏差，認為，18歲才算成年人，才開始負刑事責任，低于此年齡，就可以不負責任、無罪釋放，這是非常錯誤的。“半桶水”的法治知識，加上很多孩子自身的道德修養不高，人格不健全，導致了許多刑事犯罪的發生。

 

    正如先秦荀況《荀子·富國》說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要想解決“熊孩子”犯罪難題，還是要回到教育上來，既要懲戒，也需要引導。

 

    未成年人的教育，家庭、學校、社會都要扛起責任。家庭教育上，家長不能讓未成年子女脫離家庭監管，要隨時觀察了解未成年的思想動態。政府應當通過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

 

    學校要認真貫徹《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將普法教育、道德教育設為常態化課程，樹立法治理念，更多的傳遞正能量。同時學校、家庭要和社會應聯手起來，加強未成年人教育和管理，發現苗頭及時教育，使犯罪消滅在萌芽狀態。

　　

    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讓他們遠離犯罪，不僅關系到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家庭，而且關系到整個民族的明天。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全面文明素養的人。讓孩子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求知，讓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得遵守規則和秩序，懂得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這是我們在倡議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同時，不能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