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英雄笑對“人頭懸賞”，干部扭轉農村“認教不認法”局面……新疆的安定是這樣來的！

從以往恐怖襲擊頻繁發生，到如今已經四年多未發生暴恐案事件，新疆是如何做到的？這是《環球時報》記者此次到新疆采訪最想弄清的問題，在參觀當地的反恐與去極端化斗爭展覽，翻開那段血淚往事，問題的答案就擺在眼前：木拉提所代表的廣大反恐干警的無畏奉獻，新疆干部群眾的勤懇和付出就是這片熱土重歸安寧的理由。

走進新疆“反恐展”，翻開不堪回首的血腥往事

如果還無法完全理解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的數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是怎樣的噩夢，那么，去烏魯木齊及各地州參觀當地的反恐與去極端化斗爭展覽（下簡稱“反恐展”）是必須補的一課。但前提是，你需要有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環球時報》記者曾多次在新疆看“反恐展”，但每次參觀前仍需進行一些“心理建設”。看展時，人們常會不自覺地將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那是一種下意識地防范，直面血淋淋的畫面，大多數人都很難忽略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不適。

“外賓參觀后的反應各不相同，大多是震驚，還有人流下眼淚。”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反恐展”也是到訪外國媒體、使團了解新疆，認清美西方炮制的“鎮壓”“種族滅絕”謠言的一面窗。也有讓這位工作人員特別氣憤的外國參觀者：“有的西方記者拒絕參觀，說什么這是‘道德綁架’，參觀會擾亂他們‘客觀’的判斷。我當時真氣得想罵人！他們只想報道自己幻想出來的新疆。”

心理沖擊只是第一印象，細觀內容，從1990年“東突伊斯蘭黨”組織策劃的巴仁鄉暴亂到2016年12月28日，4名恐怖分子駕車沖入墨玉縣縣委院內，“反恐展”對主要暴恐案件按時間順序進行梳理，脈絡更為清晰。《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這26年中的暴恐案事件呈現兩個相對集中時期，分別位于“911”事件之前和“7·5”事件之后。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反恐問題專家李偉認為，“911”事件導致全球反恐認知和趨勢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對包括“東突”勢力在內的恐怖組織起到一定遏制性作用，“但可惜的是，這個階段并沒有維持太久，因為恐怖組織看到國際反恐所存在的問題，比如西方的‘雙重標準’， 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把恐怖活動作為謀求他們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所以‘東突’勢力認為只要他們針對中國發動恐怖襲擊，就一定會得到西方的支持。”

正如李偉所說，一些恐怖組織頭目在2001年之后紛紛“改頭換面”，比如2004年成立的“世維會”標榜自己“非暴力”，但其前身“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世青會）”就被我國認定為恐怖組織，“世維會”頭目多力坤當年也是“世青會”高層。公開資料顯示，“世青會”主要頭目、下屬組織極力從事暴恐活動，其下屬組織“東突厥斯坦青年聯盟”曾實施過多起暴恐案，“臭名昭著的‘世維會’成立后，我國境內的恐怖活動漸漸形成一個高潮。‘7·5’事件后，國內恐怖襲擊事件進入頻次和規模都非常高的階段，這是因為國內外‘三股勢力’的勾結更加緊密。”

“反恐展”中一個數據反映出境外勢力與新疆暴恐案件之間的關系：2014-2018年，涉網危害安全情報和截獲的暴恐音視頻數量經歷了一個“劇增——劇減”的過程，均在2017年時達到頂峰：分別為27211件和4473件，這與新疆反恐與去極端化斗爭開展的節奏幾乎完全吻合。

“2014年到2016年，大量恐怖活動不斷發生，所以‘三股勢力’在網上密謀的動作也很多，導致我們獲取的相關情報也呈現一個大量上升的趨勢。”李偉說，2017年以后，由于新疆采取了強有力的反恐與去極端化措施，“三股勢力”在境內活動被極大遏制，因此相關涉網危安情報數量也會呈現斷崖式下跌，“相關情報的數量和國內安全形勢、暴恐案件的數量成正比關系。”

相比于明里、暗里的暴恐活動，還有一個群體的存在更具破壞力，曾幾何時，他們充當“三股勢力”的“保護傘”，這就是“兩面人”。曾參與莎車“7·28”暴恐案處置的艾力西湖鎮黨委副書記、鎮長努爾麥麥提·吾布力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就對莎車縣“兩面人”、原縣長艾海提·沙依提予以揭露，“艾海提·沙依提自稱是‘莎車王’。當時他為有極端思想的人員提供便利和活動場所，導致他們漸漸做大，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婚喪嫁娶都由“宗教人士”插手，當時社會風氣非常糜爛。”

“據我了解，‘7·28’暴恐案發生前，艾海提是提前接到線索的，但他沒有向上匯報，為的就是讓暴恐分子做成事，由他來鎮壓，以此來提升自己的官位。”努爾麥麥提說，艾海提·沙依提非常自大，“我們這些干部一般是接近不了他的，一次我在國保大隊處理案件，當時牽扯到一個‘宗教人士’，他直接給我打電話問‘你想不想當國保大隊長了？你把宗教人士全部處理掉了，清真寺誰來做禮拜？’公然干預執法。他電話掛掉以后，我給我的主管領導匯報，后面我們還是依法對相關人士進行處理。”努爾麥麥提說，艾海提·沙依提為極端勢力充當“保護傘”的作用。在他的助推下，莎車的極端主義進入有史以來最泛濫的時期。

如果說艾海提·沙依提只是小角色，那么此前紀錄片《暗流涌動——中國新疆反恐挑戰》中就提到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法委原副書記希爾扎提·巴吾東堪稱“大老虎”。讓《環球時報》記者驚訝的是，在“反恐展”兩面人的案例展示中，希爾扎提·巴吾東只是一例——像他這樣的反面案例，占據了一小面墻。

人頭被暴恐懸賞100萬美元，反恐英雄笑了

“反恐展”的全景式展現讓人對暴恐案件頻發的過去有清楚認知，而要搞清“新疆是如何重歸穩定繁榮的”這樣宏大的問題，聽聽普通干部群眾的故事是個不錯的法子。記者腦中首先跳出反恐干警的形象，曾經單槍匹馬潛入暴恐分子窩點的木拉提·西日甫江一定會給出他的答案。

2014年4月23日，根據警方得到的情報，一伙暴恐分子制作爆炸裝置，準備在多點實施暴恐活動。暴徒在自己居住的窩點周邊也放置一些炸彈，如果事情敗露，就準備和處置干警同歸于盡。當時木拉提帶隊去進行處置，負責踩點，“為了把這個窩點的房子和院子摸透，便于圍捕，凌晨4點多，我自己一個人從房子后面的麥地慢慢匍匐前進，進到院子里面觀察環境，最關鍵一點是，必須要把埋在地下的炸彈位置找到。”

在木拉提的帶領下，《環球時報》記者來到當年暴恐窩點所處的位置，該地位于和田市以西大概40分鐘車程的地方，雖然當年的房子已被拆除，但還能看出大致輪廓：整個院子相當于三居室的面積，前臨公路，后邊是農田，左右兩側都是民居。

木拉提告訴記者，那次竟從這小小院子搜出200多件爆炸物，“里邊還有威力很大的汽油炸彈，是用液化氣瓶做的，殺傷半徑應該能到20到30米。因為天黑，我只能用手摸院子的地面，發現一個松軟的地方，就找一些磚塊作標記輕放在上面。”就這樣摸查了一個多小時，木拉提才出來，把院子里的情況告訴指揮部，“從接到情報到處置完畢，前后花了約11個小時。”

“為什么我要自己去？因為我是支隊長，有經驗，其他同志還年輕，另外去的人多了也容易被發現。”木拉提告訴記者，當時他不覺得害怕，但回來之后覺得后怕，“我愛人開始不知道，后來才從新聞上知道，她當時就哭了。”妻子所擔心的事是真實的，木拉提對《環球時報》記者說，2016年11月，境外暴恐組織“東伊運”在網上發布一條懸賞令，罵他是“叛徒”“異教徒”，并用100萬美金懸賞他的人頭，“我聽說后第一反應是笑了，這說明我們打到他們的痛點了，打擊他們的決心更增強了，我想對他們說‘我等著你們，來！’”

在此前的新疆反恐紀錄片中，木拉提在面對鏡頭時都沒有打馬賽克，在被問到為什么時，木拉提說，確實有親友擔心他的人身安全，“‘三股勢力’對我們中國帶來的危害，大家都看到了，作為一名人民警察，我必須要站出來和他們戰斗到底。我不怕，因為各民族群眾是我的強大的后盾。”

新疆的干部為什么善于“打硬仗”？

采訪結束后，木拉提說他還要去辦公室值班，這一刻，普通新疆干部的平凡氣質突然回到“大漠獵鷹”的身上。新疆反恐與去極端化斗爭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的過程中，并非只有與暴恐分子的狹路相逢，更多的是廣大新疆干部群眾的勤懇付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發言人徐貴相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新疆形勢的根本性轉變來之不易，除了需要一整套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還需要去貫徹落實，執行到位，這個過程離不開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

關于前些年“三股勢力”內外勾結產生的惡果，李偉對《環球時報》記者提到一個變化，“國際恐怖勢力往往都是打著‘宗教’旗號來進行極端思想宣傳，而原來國內一撮民族分裂分子是以所謂‘民族認同’作為蠱惑青少年的主要極端思想依據。隨著和國際恐怖勢力的勾結，這種極端思想就由打著所謂‘民族主義’的旗號向打著所謂‘宗教’的旗號轉變，最終變成所謂‘圣戰殉教進天堂’這樣一種極端意識形態，所以我們看到，‘7·5’事件之后自殺式的恐怖襲擊增多了，這也是中國新疆為什么在反恐斗爭的同時也進行去極端化斗爭，把去極端化作為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對于那些曾經發生過暴恐案件的地方，去極端化工作則更考驗基層干部的耐心和智慧，努爾麥麥提·吾布力是莎車縣艾力西湖鎮鎮長，2014年，莎車發生震驚世界的“7·28”暴恐案，時任莎車縣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大隊大隊長的他參與了處置行動，并在行動中身負重傷。然而，對他來說，最大的考驗是自己擔任鎮長后，如何跟當地百姓拉近距離，去除他們腦中的極端思想。一位當地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年的暴恐案參與人員眾多，當地周邊幾個村子很多家庭都卷入其中，釀成悲劇，而這也大大提高了當地去極端化工作的難度。

“聽說讓我來當鎮長，當時一是緊張，二是有點懵。”努爾麥麥提笑著說，畢竟自己從參加工作到2017年都是在公安系統，基層工作經驗比較缺乏，有“能力恐慌”，“但是后面我又在想，組織為什么把我放到這兒？我領悟到，作為一個維吾爾族黨員干部，對當地風俗歷史非常了解，同時可以發揮語言優勢，另外，我從事了18年的公安工作，自身的法律素質相對比較高，到這來有利于開展普法宣傳，扭轉這里‘認教不認法’的局面。”

努爾麥麥提說：“當時，我們艾力西湖鎮干部首先在思想上確立一個明確的認識，即不根治鎮子里的極端化氛圍，各項事業就都發展不起來，農民向往美好生活的路會受到阻礙。”

“剛開始到村里邊去入戶宣講的時候，我們距離一名婦女家門口有將近5米遠時候，她看到我們，立馬把門關上，鎖掉就走了。還有一家，院子我是進去了，但是進去了以后女主人把我當成空氣，既不理我也不管我，我跟她說話她也只顧干自己的事兒。”努爾麥麥提笑著跟記者談起當年自己吃過的“閉門羹”，他說，自己一開始很生氣，“但后來想一想，正因為一些群眾文化素質和覺悟不高，才需要我們干部去引導、教育，我就利用自己語言的優勢不停去跟他們見面，將心比心，給他們講明白利害關系，從他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包括農業生產、就業，乃至于吃住行全方位進行幫助，排憂解難。慢慢的群眾從排斥我，不理我，把我當空氣，到后面慢慢認可我了。因為跟著干部做，和他們之前所干的事比起來，效果是天壤之別。跟著黨走，生活會越來越好。”

近年來，“訪惠聚”“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已融入新疆干部群眾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記者在新疆采訪時恰逢古爾邦節，“去親戚家過節”是當地干部假期清單里必不可少的行程。而對駐村干部來說，幾年下來曬黑只是起步，掌握一肚子農林知識才算及格。

“我們的工作不能僅僅從新疆自身去理解，很多工作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首先要有政治責任感，要抱著使命感去對待工作。還有就是要講黨性，要牢記自己是共產黨員。”徐貴相說，這不是空話：“為大局著想，為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著想，大家都認同，這也是新疆干部隊伍戰斗力比較強，勇于打硬仗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