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我成了小區“公敵”

   武漢音樂廣播電臺主播郝丹經歷了兩場治愈，一場是新冠肺炎，1月26日入住醫院后，在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和照顧下，他與病毒打了場生死戰；另一場是心理創傷，病愈回到家他受到了鄰居的歧視，靠著小紅書網友和心理專家的支持，他走出了抑郁的低谷。在郝丹看來，這兩種“疾病”頗為相似，都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需要依靠身體抵抗力和內心的強大來戰勝。

  隨著新冠肺炎康復者和隔離者回歸社會，歧視和隨之引起的心理創傷也越來越普遍。郝丹決定站出來，和心理專家一起在小紅書平臺和更多渠道進行科普和心理指導，“理解和溝通是化解歧視的唯一路徑。”
 

2020年2月28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了關于郝丹的一期節目《治愈回家的日子》。（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郝丹的自述：

痊愈隔離了19天后，我成了小區的“公敵”。

2月28日晚上7點40，央視焦點訪談播出了關于我的一期節目，講述我新冠肺炎治愈后在小紅書開直播傳遞正能量的故事。

晚上8點10分，節目結束。8點半，和我同住一棟樓的朋友發信息給我說，“咱們小區的群‘炸’了！”我過了好一會才反應過來，炸群是因為我。因為信息同步不暢，小區居民們此前沒得到我確診、治愈和隔離的公示信息，因此質疑我“瞞報”，給大家帶來了恐慌。

疫情下的武漢，一些人對病毒的恐懼和敏感就像蓄滿水分的積雨云，社區通報的“無心之失”，將我卷入了一場偏見和歧視的“暴風雨”。原本被朋友和聽眾視為開導者的我，也因此陷入長時間的負面情緒。

上周日（3月22日）晚，在小紅書平臺組織的與心理專家直播連線中，我把胸中的塊壘說給了心理專家。他告訴我，那些心懷恐懼和歧視的人，其實是需要我來幫助的人。

成為“幸運”的普通人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我是個普通人；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我成了一個“幸運”的普通人。

我是大年初二（1月25日）夜里10點半因發高燒去湖北省榮軍醫院檢查的，熬到夜里，選了一家二甲醫院，就是希望避開人流，果然這家醫院只有幾十個人排隊。當晚拍CT，排除其他可能，醫生告訴我這是一種未知病毒肺炎。并且說第二天可能有床位，但我不一定能住進去。

第二天，我自己開車過去，一個人坐在車上，從中午等到下午。車子里很安靜，我在等手機響起來，但是一直都不響。下午四點，醫生告訴我有床位了，他帶我去病房的時候，我哭了。當時就覺得，在海里漂著，有人遞給你一根木頭，你可以抓著它了。

我的住院經歷聽起來非常簡單，但在當時的武漢，這幾乎是“奇跡”般的運氣了。我后來的病情很重，如果是遲入院或者晚入院，可能也就沒有機會來講自己的故事了。

郝丹（受訪者供圖）

湖北省榮軍醫院是一家二甲醫院，生病前我都是去三甲大醫院看病，不會來二甲醫院。但住院時，看到這里的醫生護士非常鎮定自若，特別心安，感覺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給他們，一定沒錯。

治療過程，我印象最深的是，醫生說這個病要靠你們自己的免疫力，沒有特效藥。他說“病毒跟你們打生死擂臺，醫院和醫生給你們各種支持，但打贏還是要靠自己的拳頭。”

我當時就心中萌發了一個想法：我要傳播一些正面的情緒，把士氣提起來，戰斗力才能跟上。我把一個病房的室友拉了一個群叫“必勝小分隊”，我說我們都這么年輕，未來要出來重聚。大家就逐漸被我感染了，病房的氣氛也活躍起來。

1月30日下午兩點，我退燒了。那一刻我覺得整個人從滾燙的沼澤泥漿中浮出來，可以透氣了。盡管依然胸痛，呼吸困難，說話費力，就像火災一樣，一些地方依舊煙火繚繞，但原來的地方已經火勢漸小，大火過后，灰燼之中，總還會再發新芽吧。

2月3日，醫院通知我們確診了新冠肺炎。對我們武漢人，確診是一件特別幸運的事，從此我們是有身份的人了，是在數據上的人了；即便死了，我們也能夠擁有自己的名字。那時在武漢，很多人沒能和我們一樣幸運。

住院期間的很多事情，在外人看來不算多么特殊，但對我們這些生死未卜的新冠肺炎患者，別人的一點善意就會放得很大。我剛入院那天沒有訂飯，護士們把自己的飯讓給我們這些新來的病人，她們去吃泡面，我當時眼淚就要掉下來了。當時口罩很少，醫護人員每天很勉強能勻給患者每人一個，沒想到有大學同學得知我生病，寄來300個口罩，我那時就覺得“雪中送炭”這四個字太滾燙了。

2月10日，醫生告訴我，可以出院了。我第一個想法是，我要趕快出去把位置騰出來，很多人等著這個床位。出院時，看到醫療費，14200元，都減免了，非常感動。

臨別時我反復向醫護人員道謝，主任說護士們很多單身的，因為我是主持人，我就說我來幫忙做專場的相親會。我當時迫切想做一些事情，哪怕很小的事，來回報醫護人員，回報關心過我的人，回報社會。

“心懷感恩，傳遞希望”，我默念著這兩句話出了院。

郝丹在小紅書的分享：疫情過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來源：小紅書）

社區送菜小哥悄悄叮囑我，最近別出門

出院后，我萌生一個念頭，我要把自己的康復經歷網上，傳播正面的內容，幫助那些被感染的病人，消除恐懼，和那些跟我一樣治愈出院的人一起康復心理。

剛好我看到小紅書上的“武漢加油”活動，就咨詢了一下，對方主動邀請我來做直播。于是出院第二天，我在小紅書上做了一次直播，分享自己的康復過程。不少網友說，他們很受鼓舞，也有人說，本來心里很害怕，但看了我的直播，不焦慮了。還有一位連線的網友，了解到榮軍醫院物資緊缺，捐贈了3800個N95口罩和300套防護服。

郝丹在小紅書上的分享。（來源：小紅書）

我當時在家隔離，還在康復期，說話都有些喘，但我覺得做的這些事幫到了別人，就特別有干勁，心里也高興。醫院收到物資后，說解了他們燃眉之急，沒有我們的幫助，他們都沒辦法了。我復查時聽到醫生的這些話，腦子里蹦出了一句話：“世界真美好。”

因為這次直播，在我隔離期滿的當天，央視來采訪我。我是媒體人，從來沒想過自己能上焦點訪談這樣的知名欄目。我就是單純覺得，除了感恩，如果別人看到了會覺得有用，或者受到一些鼓舞，那我愿意出來說。在采訪中，我用了魯迅的那句話，有一份熱發一份光。

但2月28日焦點訪談播出之后，卻引發了意想不到的麻煩。我從生病到住院到確診再到出院隔離，每個環節都把消息告知了社區。社區會向居民公布確診人員信息，但因為我不是通過社區渠道安排的住院，社區根據流程沒有公布我的信息。

節目播出后不到半小時，視頻和截圖就出現在社區幾個三四百人的大群里，我朋友告訴我，小區的群“炸了”。我所在的一個群里有300多人，平時說話的人不多，但當晚幾十個人在發言，情緒都很激動。大家質問我為什么社區沒有公示過我的信息，是不是瞞報了。

鄰居們情緒激動，社區工作人員也心理壓力巨大，為了緩和大家的情緒，也幫社區緩解壓力，我主動在群里回應，患病后自己沒通過社區，自行聯系醫院住院，病愈出院，在家隔離滿14天才出門，請大家不要驚慌。

本以為我的解釋會得到理解，直到第二天早上，業主群討論越來越激烈，質問、指責乃至謾罵刷了一屏又一屏。我們樓里的一個鄰居幫我說了句話，被人罵得退群了。那天我下樓拿快遞時，別棟的一個鄰居認出我，說了一句話，“你怎么還住在我們小區啊？” 我那時候已經出院19天了，也去醫院復查過，完全沒有問題，怎么就沒有資格住在自己的家里呢？

我很難受，當天就錄了一段視頻發在小紅書上，我說，“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恐懼、誤解和謠言。”我并不是指責誰，而是講一下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但有的鄰居居然追到小紅書上，在視頻下留言，說我坑小區、坑鄰居。

郝丹在小紅書上的分享。（來源：小紅書）

有個鄰居說，我居家隔離給小區帶來很大的風險，如果早知道我居家隔離，她就不會出門。但我出院時，居家隔離是武漢市的政策，我隔離快結束才出集中隔離的政策。而且，居家隔離期間我也嚴守規定，并不出門。

而社區此時也沒有特別為我解釋，只是在群里發公告說我的確診病例“未經本社區上報”。這個說法模糊不清，反倒像是坐實了我“瞞報”，很快隔壁小區的朋友都聽說我“瞞報”了。社區送菜的小哥悄悄叮囑我說，小區居民情緒很大，最近幾天別出門。

我，在病愈隔離19天后，變成了小區的“公敵”。

我沒有料到，歧視猛于病毒

那幾天，裹挾我的最主要的情緒不是生氣，不是痛心，也不是委屈，而是不解。我沒有傷害到任何人的利益，鄰居們為何如此敵意？

有些人還曲解我的一些做法。社區通報的病例都是通過社區渠道就醫的，我也不是不想通過社區去住院，但當時實在安排不上，剛好自己掛號住進了醫院，說我運氣爆棚也可以。但卻有人說我“本事大”，可以住進醫院。

聽了挺讓人難受的，我也是在發熱門診排了5個小時隊，才做的檢查。等待入院通知時，我在車里默默地盯著手機一個下午，并不知道它是否會響起。

連我接受焦點訪談，在小紅書發一些正能量的內容，也被說成出風頭，為博眼球黑小區。看到這些話，我都不知該怎么解釋了。大部分新冠肺炎痊愈病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隱私，怕被人歧視，我直面鏡頭，就是希望把正向的情緒傳遞給更多人，讓患者和恐懼的人都多一份鼓勵。

那幾天，心里的壓力非常大，諸多情緒摻雜在一起，再加上對家人的擔心，我陷入了焦慮和抑郁的情緒，晚上睡不著覺，各種想法糾纏在一起，理不出頭緒。白天人很憔悴，也很易怒。

我偶然看了下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的診斷標準，基本上各條我都占了！我突然覺得有點荒謬，我經歷了新冠肺炎重癥，在死亡線上走了一圈，出院后我沒有任何心理創傷，反而更覺得世界美好。但在這短短的幾天，我卻陷入了抑郁情緒的深坑，比住院時還難受，覺得整個世界都灰暗了。

我沒有料到，歧視猛于病毒。

我的朋友們陸續得知了我的遭遇，一位朋友頗為義憤，他說，只要把我和社區全部溝通的聊天記錄扔在群里，就足以證明我全程按規定上報信息，責任都在社區。還有朋友建議我把那些無端謾罵的對話截圖掛在網上，讓網友們評評理。這時，央視又來找我做直播連線，有朋友勸我不要參與這些對自己沒什么好處的事情，別再去小紅書發筆記，也別看朋友圈，把自己封閉起來，不看不想不惹麻煩。

央視新聞微博頁面。（受訪者供圖）

雖然這些建議聽起來對我自己更有利，但我不想這么做。我一直都在做，也希望繼續做溫暖更多人的事情。如果我因為這些挫折退縮了，那些我曾經幫助的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看到我這樣銷聲匿跡，他們會對我，會對我做過的事產生懷疑吧！

我想了很久，人生不是說進就進，說退就退。這次退縮了，下次遇到類似情況我還會退縮，我永遠都可以退，也許我的人生從此就改變了，也許我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本來這個病得了之后，我重生了一次。結果后來發現我重生后變成了一個不再感恩，一心利己的人，那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區別？

盡管當時我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差，但如果因此變成一個冷漠自私的人，才是最壞的結果吧。

他們恐懼的不是痊愈者，而是病毒

3月9號下午四點半，小區群里終于發了通告，澄清我從從發病、到就診，從住院到出院到復查，每個環節均上報社區，并向我致歉。通告發出的那一刻，我覺得小區的鄰居應該會理解我了。但曾經攻擊我、詆毀我的人，沒有一個再回應此事。

這一連串由社區的失誤引發的歧視，算是告一段落。我的故事雖然有了定論，但更多和我有類似遭遇的人，仍處于困惑和無助之中。

因為經常在小紅書分享我的經歷和想法，有不少在疫情中受到歧視的人私信我求助，有些是和我一樣的新冠肺炎痊愈者，害怕鄰居的歧視；有很多甚至是醫護人員，有個護士和我說，她只不過下樓扔了垃圾，就被鄰居舉報，要求她離開小區居住。小紅書上一個網友是武漢同濟醫院的醫生，叫“牛牛媽媽”，她在筆記里講過一件事，一位路人得知她是醫生時嫌惡地說，“你為什么從醫院出來，身上都是病毒！”

還有很多在外地的湖北人，也非常苦惱，哪怕春節沒有回老家，因為湖北的身份證號，走到哪里都被人躲著或是敵視。一位到海南度假的湖北人，隔離14天出家門，發現停在路邊的車被灑上了垃圾，只因為車牌是鄂A，一時間他不知道該去找鄰居和物業溝通還是默默忍受。大家共同的困惑是，“心里很難過，壓力也很大，卻不知道該怎么做。”

于是，當小紅書發起心理援助的公益直播時，我第一時間就報名參加了。

3月24日，周日的晚上，我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教練首席專家史占彪教授連線，我向史教授提了個問題，很多新冠肺炎的治愈者，疑似者，現在陸續出院或者解除隔離，他們該如何面對周圍人的恐懼和歧視，更順利地融入社會？

郝丹在小紅書上與史占彪教授的直播連線。（來源：小紅書）

史教授說，首先要理解周圍人的恐懼，他們恐懼的不是痊愈者和回歸者，而是病毒。除了個別極端情緒的人，對于大多數持恐懼和歧視態度的人，還要嘗試多交流，在理解的基礎上幫助對方更好地解開心結。

直播過程中，許多人留言寫了很長一段話，給我打氣。比起由購入房產而組成的現實社區，由志趣相投組成的虛擬社區，給我提供了更多精神支持。這場直播，讓我和史教授還有小紅書的網友們聊的很順暢，隨著最初拘謹的消失，我放松了心態，講了許多真實的感受。

臨近結束，史教授提醒我和直播間的觀眾們，雖然他給了非常明確的解決方案，大家在線上也很一致表達了對歧視的不妥協，然而在現實中，被歧視者與歧視方的溝通并不容易，很多人會心懷顧慮。只有當從內心深處強大起來，坦誠、自然地去表達，就會帶動更多良性互動。

直播結束后，我在窗前站了很久，因為疫情封閉管理，對面樓里幾乎家家戶戶都亮著燈。我在這里生活了七年，小區業主多是年輕夫婦，孩子多，跟著過來照顧的老人也多，特別有生活氣息。大家見到老人都會搭把手，關系好的鄰居還會相互幫忙送孩子上輔導班。

我對自己說，既然留戀這里的人間煙火氣，就再多一些理解，再多一些溝通吧。

（專題）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