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哪些重大瘟疫？

 14世紀中葉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復發在歐洲一直持續到17世紀，在中東則持續到19世紀。這可能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絕不是唯一的一次。當它在歐洲開始減弱的時候，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來到新大陸，給后者帶來了類似規模的，甚至可以說是更具災難性的瘟疫大流行。

《不平等社會》，[美]沃爾特·沙伊德爾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天花和麻疹是歐洲人帶來的最具毀滅性的疾病

上個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之間、現今被稱為白令海峽的地區的連接處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斷了，所以舊大陸和新大陸的人口和疾病環境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與美洲大陸相比，非洲和非裔歐亞大陸的居民與感染病原體的動物的接觸更廣泛，這種頻繁的接觸結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傳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瘧疾、黃熱病和傷寒。

在中世紀末期，在商業聯系和隨后產生的軍事聯系的推動下，舊大陸那些在過去獨立發病的地區逐漸連接起來了，導致許多致命疾病在整個大陸傳播開來。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環境中沒有發生那么嚴重的瘟疫，他們以前沒有經歷過舊大陸所經歷過的那些災難。探索和征服開辟了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所說的“哥倫布大交換”，橫跨大西洋的聯系導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傳入美洲。盡管新大陸以另一種方式傳播了梅毒，但歐洲病原體對美洲的損害更加多樣化，在許多方面也更具災難性。

天花和麻疹是歐洲人帶來的最具毀滅性的疾病：在舊大陸，它們是長期流行的早期兒童疾病，在美洲，它們以流行病的形式暴發了。盡管大多數水手在孩童時期就得過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對其免疫，但偶爾也會有一些活躍病毒的攜帶者加入橫跨大西洋的探險中。流感是第三大殺手，成年人也無法對其產生免疫。這三種是最具傳播性的流行病，因為它們是通過飛沫或身體接觸傳播和感染的。而瘧疾、傷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為適當的載體來進行傳播。當然，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哥倫布第一次到達美洲大陸不到一年時，傳染病開始在歐洲人在美洲的第一個立足點海地島肆虐。海地島的土著人口從原來的可能有數十萬人減少到1508年的6萬人，1510年的3.3萬人，1519年的1.8萬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種流行病橫掃加勒比地區，并且很快就傳播到大陸。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毀了這些島嶼。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茲特克人和瑪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阿茲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來就是從這次災難出現開始計算他們的日期。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開啟了恐怖新時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過接觸傳播且缺乏救治措施，從未感染過這些病毒的群體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擊。

哥倫布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發中，這場疫情為西班牙人征服該地區鋪平了道路。正如伯納迪諾·德·薩哈貢所言，他們占領了阿茲特克的首府特諾奇蒂特蘭城：

幾年之內，天花于16世紀20代到達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減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統治者哈納·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從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脈，同樣導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種特別嚴重的流行病（可能是傷寒）在1545—1548年摧殘了中美洲中部地區。后來，比如在16世紀50年代晚期和16世紀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時不時出現，這似乎是流感暴發。越來越多的災難被報道出來，并在1576—1591年的復合性流行病的暴發中達到頂峰。當時暴發的一場大規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數量銳減，先是傷寒，后來又同時出現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這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災難事件之一。

“街上到處都是死人和病人，我們的人都是踏著尸體走過去的。”

在整個17世紀上半葉，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減弱，各地區情況不一，但仍然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盡管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混亂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計劃，但新統治者很快就試圖阻止這一趨勢。到16世紀晚期，他們動用更多的醫生并實施隔離檢疫，希望能保留他們可以利用的本土勞動力。但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樣，大約每隔一代人時間就出現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時間里，死亡人數也只有輕微下降。此外，通過對土著人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沖擊，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體的死亡危機更加嚴重。

累積的人口影響無疑是災難性的。唯一真正的問題有關人口損失的規模，這是一個困擾了幾代學者的問題，但由于缺乏關于新大陸在歐洲人到來前的人口數量的可靠信息，這一問題很難解決。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獻中已經提到了從20%~90%不等的累積人口損失。大多數估計都認為總人口損失超過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認為：與黑死病有關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視為新大陸的最低死亡水平。對墨西哥來說，至少一半的人口損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區，更高水平的人口損失似乎是可能的。

長期以來，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縮減是否壓縮了資源不平等，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隨著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的多級統治被類似的西班牙多級統治取代，財富的演變必然也會受到國家權力變化的影響，需要可靠的數據才能確定人口變化是如何在勞動力市場發揮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膽嘗試勾勒出有關拉丁美洲不平等狀況的一個“沒有細節的歷史”，他觀察到標準的馬爾薩斯邏輯所預測的人口大量損失以及實際工資上升發生在16世紀，但他無法引證支持這種猜想的證據。2014年，一項有關拉丁美洲的從16世紀30年代開始至隨后三個世紀的收入的開創性研究終于改變了這種狀況。

顯示了墨西哥城地區工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下降。這條倒U形曲線可以用馬爾薩斯主義中關于人口下降和隨后的復蘇對工資的影響來解釋。

“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14世紀的黑死病并不是舊大陸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這次瘟疫發生的800年前，同樣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歐洲和中東地區肆虐，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從公元541年一直持續到大約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現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間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傳到附近的加沙地帶，9月傳到埃及首都亞歷山大市。次年3月1日，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聲稱“死亡事件已經遍及所有地方”，盡管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個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帶來的災難卻是毀滅性的：

現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續了4個月，其中大約有3個月毒性最大。一開始的時候，死亡人數比正常情況多一點，然后死亡率繼續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數都達到5000人，甚至超過了1萬人，或者更多。起初，每個人都參與埋葬自己的家人，這時，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強行把死去的家屬扔進別人的墳墓里，但后來，所有地方都變得混亂了，甚至一點秩序都沒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滿后，他們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個接一個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盡其所能一個個分開放進去。但后來挖坑的人無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們登上錫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樓，掀開其屋頂，然后把尸體亂扔在里面。所有尸體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樣、雜亂無章，然后他們再用屋頂將尸體蓋住，幾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滿了這樣的尸體。

就像8個世紀后的情況一樣，這場疫情被證明無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敘利亞肆虐，北非的疫情則發生在同年晚些時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南部以及巴爾干半島則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襲。接著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項現代統計表明，在541—750 年間，出現多達18次疫情暴發，其中有東邊的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西邊的伊比利亞半島，北邊的英國、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邊的也門，當然，也包括這些地區所圍成的所有地區。

查士丁尼瘟疫

歷史記載，感染瘟疫的癥狀與鼠疫桿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記載反復強調腹股溝腫脹，這是鼠疫的典型癥狀。也有一些記載表明，在人體其他部位，如腋窩、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現了腫脹。同樣出現的還有被視為死亡先兆的黑癰，以及昏迷、精神錯亂、吐血和發燒。此外，分子生物學已經證實當時鼠疫桿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亞州的阿施海姆的一個晚期羅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顯示鼠疫桿菌的DNA片段，其中有兩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構鼠疫桿菌的整個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發現的珠狀物讓我們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紀的第二個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發的時間。

報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來不可靠。一些觀察人士認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發的疫情，導致每天都有數千甚至上萬人被奪去生命，使城市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類似極端的說法有時也會在同一地點或其他地方出現。不容懷疑的是大規模死亡的壓倒性印象，觀察家不過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數字。

考慮到這種疾病與中世紀晚期的情況是一樣的，并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活躍狀態，我們可能會懷疑，整體的人口流失也許很相似，可能是歐亞大陸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必然會對勞動力供應產生嚴重影響。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級教會官員約翰對處理瘟疫受害者尸體所得的利潤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頗有微詞。在瘟疫首次出現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譴責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試圖通過政府的法令來禁止他們的這些要求：

“我們已經確定，盡管受到了上帝——我們的主的懲罰，從事貿易和追求文學的人們，以及工匠、農民和水手，都應該過上更好的生活，但他們在獲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遠了，他們要求兩倍或三倍的工資和薪金的行為違反了我們古老的習俗。因此，看起來，我們通過這項帝國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這種可怕的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這是為了保證任何手藝人、商人、店主、農民都不得要求超過古代習俗規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資。我們還規定，從事建筑物、可耕種土地和其他財產測量的人不得超過合理收費標準，而應該遵循在這方面已確立的慣例。我們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購買原料的人遵守這些規定。我們不允許他們支付比日常慣例更多的金額。在此通知他們，任何要求超過這一規定收入標準的人，以及被認為已經接受或給予超過允許金額的人，將被強令支付三倍于那個數量的金額給國家財政。”

拜占庭時期的鑲嵌畫

這是已知的最早嘗試在面對瘟疫時控制討價還價現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紀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統治墨西哥初期實行類似措施的先驅。但是，隨著瘟疫的蔓延和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這一法令對工資的影響也是有限的。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實際工資增長在許多地區都出現了，正如經濟學家所猜測的那樣，盡管經驗證據僅限于中東地區，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獻證據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埃及實際工資的記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

但這些證據并不連續：在最初的第一個千年里，文獻中只有農村無技能工人的工資數據；在中世紀，則只有城市無技能工人的工資數據。盡管這些數據不能進行同等比較，但它們確實反映了相同的趨勢，足以形成關于埃及情況的一個整體敘事。在農村，最常見的情況是每天的工資相當于3.5~5升小麥，正好處于前現代社會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圍之內。這是一個在那個時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資標準。相比之下，超過10升小麥的工資，出現在6世紀晚期以及7世紀和8世紀。

以上內容節選自《不平等社會》中的《瘟疫、饑荒和戰爭》一章，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