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過家暴的孩子長大了

目睹過家暴的孩子長大了

        編者按：“時間長了，人就會麻木。”

• 2019年11月，網絡紅人宇芽控訴前男友家暴的視頻在網絡流傳，家暴話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正在遭受家暴的人、曾經遭受家暴的人、目睹過家中暴力行為的人，痛感和記憶被那段驚悚的電梯監控視頻喚醒。
• 在家暴行為中，人們更多關注到直接受害者——大多數是女性和兒童。與直接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相比，作為家暴目擊者的兒童遭受的傷害更隱蔽。但隱蔽的傷害也會留下疤痕，目睹過家暴的孩子，有人會延續父母的暴力行為，有人成年后難以建立起親密關系，有人重復著母親的命運。他們遭受的心理傷害是隱蔽的，也是深遠的。
• 2019年11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案公開征求意見，有專業人士建議：將目睹家暴兒童納入困境兒童范圍。

 1

隱蔽的傷害也會留下疤痕

看見父親從煤爐邊舀起一茶缸熱水，潑在母親身上，4歲的周露嚇壞了。那是她第一次目睹家庭暴力。

周露的母親是鄉村小學代課老師，父親無業且嗜賭。從妻子手上要不到賭本是這個男人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此外，他還嫌棄妻子沒生出兒子。

最慘烈的一次家暴發生在周露上初三的時候。正月十一，父親打牌輸了錢，回到家咒罵母親。周露沖進廚房時，看見父親用U型鎖套住母親的脖子，手里握著殺豬刀。趁父親分神，周露扯著母親往外跑，跑到派出所，被告知沒有傷口不能立案。

“時間長了，人就會麻木。我向生活里所有人都求助過一遍，但結果還是這樣，我覺得他們倆真的沒得救。”初中畢業以后，周露離開湖南老家，一個人在外打工。她不再直接目睹父親打母親，也“懶得管”家里的事：“再聽到家暴，我拿不出一點憤怒或同情。不關我的事，我也不想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里。”

2019年11月，網絡紅人宇芽控訴前男友家暴的視頻在網絡上流傳，喚醒了周露的童年記憶。她今年20歲，在廈門經營民宿，鮮少聯系家人，有一個女朋友。

“我會有一點排斥異性。如果（和男人）結婚了，他婚后像我爸那樣又喪又家暴怎么辦？或者有了小孩，把自己制造的麻煩又帶給下一代，小孩沉浸在家暴的氛圍里，不會開心。”曾經目睹家暴的經歷掐滅了周露對婚姻的期待。

周露還有一個大她七歲的姐姐，小時候會按著周露的頭往墻上撞。家里曾有幾個補課的留守兒童留宿，其中一個愛偷吃零食，周露看見姐姐用火鉗燙他屁股。姐姐長大后當了幼兒園老師，因為虐待學生被開除。“我意識到暴力不好，但姐姐沒有，她從小就會模仿父親，向比她更弱小的人施暴。”

像周露姐妹這樣見證過家庭暴力的孩子，還有很多。

與直接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相比，作為家暴目擊者的兒童遭受的傷害更隱蔽，因此長期受到忽視。

但隱蔽的傷害也會留下疤痕。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人員已呼吁將兒童置身于家庭暴力當中，視同對他們的一種虐待。21世紀初，西方一些國家對法律作出的修訂也開始反映對這一觀點的理解，如2002年英國對于《兒童法》中“傷害”的定義開始涵蓋“因耳聞或目睹他人受到暴力對待而遭受的心理傷害”。

聯合國發布的《2013暴力侵害兒童全球調查報告》表明，全球每年約有1.33億至2.75億的兒童，目睹發生在其父母之間的某些形式的暴力行為。

而在中國，根據全國婦聯2015年的調查，2.7億個家庭中約有30%存在家庭暴力。按每個家庭平均一個孩子計算，中國約有9000萬孩子生活在存在暴力的家庭中。

2

“如果我和你結婚，你會打人嗎？”

 我害怕將來恨嫁的自己不得不面對相親 不得不面對那個陌生的面目模糊的愛人 害怕會在第一次見面就不由自主地問出—— 如果我和你結婚，你會打人嗎？ 哦，不打人就好。 真簡單，這就好。

大學生孟倩的父母都是醫生，高知家庭同樣存在暴力。掀翻的鐵桌子、長柄雨傘、玻璃花瓶、深底瓷碗、握緊的拳頭……“在我爸手里，什么東西都能用來打人。”

打得多了，父母開始常年分居，卻一直拖著不離婚。“他們說，單親家庭的孩子以后結婚肯定會受歧視。”

“我后來被人說成小心翼翼，說成無法交心，說成冷淡無情。我知道這些特質來源于哪里，可我沒法改掉它們。皺眉不就代表著厭惡和挨打嗎？”孟倩剖析，父母用暴力和忍讓維系的婚姻灌輸給她太多的恨，教會她用疏離維持安全。

孟倩也渴望，可以不必討好地去維持一段關系，不論是友情還是愛情。可她又深感無能為力。孟倩甚至會幻想，如果能回到小時候，她要遞給那個只會躲在床上默默流淚的小女孩一把刀，看著女孩走向那個充滿謾罵呻吟的房間……孟倩在這些自認“畸形”的念頭中找不到出路。

“很多孩子在目睹家暴的過程中感覺很孤獨，好像在黑暗中行走。”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連續三年對童年時曾目睹家暴的成年女性開展團體輔導，該中心主任、公益律師李瑩發現，有的參與者在活動中無法忍受他人的肢體接觸，“一碰就緊張”。

“她不能擁抱別人，也不能接受別人的擁抱。可以想象她是多么孤獨地活在這個世界上。”李瑩說，目睹家暴的孩子長大后比一般人更難建立親密關系，對于他們而言，融入日常生活已經難能可貴，如同一種奢侈。

臺灣地區花蓮縣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心理咨詢師林秋芬發現，對于目睹家暴的男孩而言，發展親密關系難在他無法理解自己的伴侶。“因為從小目睹媽媽的苦，保護和照顧媽媽成為男孩心中重要的職責，他容易和母親過度聯結。日后當他的另一半向他抱怨時，他潛意識會覺得這算什么，這比不上媽媽當年受的苦。”

“我的感情觀曾經出現很嚴重的問題，不相信愛情，沒有安全感。”如今鼓起勇氣走入婚姻的盧楠，或許稱得上是目睹家暴兒童中的“幸存者”。她讀書時早戀，會借機玩弄愛慕者的感情，“看見他們難過我就開心，覺得報復了男性。”

隨著離開家的時間越來越長，見過人的越來越多，盧楠開始反思原生家庭帶給她的消極影響，并閱讀心理學書籍自我治療。真心實意想談戀愛以后，她發現自己有“雷達”，能感應到對方和父親是不是一類人。她選擇的伴侶控制欲不強，尊重女性，和父親相反：“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過上我媽那樣的生活。”

也有女孩重復母親的命運。

林秋芬認識一個女孩，從小目睹父親施暴，后來又嫁給了對她施暴的丈夫。“男生結婚前就會在生氣時摔東西，我們以為她會更敏感地避開。可她從小看到爸爸這樣，她覺得這是一個男性憤怒時應有的表現，她（把暴力）合理化了。”

3

“暴力的傳承性”

白絲帶終止性別暴力男性熱線（4000110391）成立十年，團隊成員接過六千多次咨詢電話，其中約有15%來自家庭暴力的施暴者。

這些對妻子施暴的男人，“他們全部都是原生家庭的家暴目擊者或受害者。”熱線發起人、北京林業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方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許多研究已揭示家庭暴力會導致目睹兒童出現暴力的代際傳遞。美國學者Miriam K. Ehrensaft等研究者在一項長達20年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兒童階段曾看到或聽到父母家暴發生的個體，其成年后實施暴力行為的比率是對照組的3倍。

美國刑事司法專家Briggs在談論家庭暴力問題時表示，長期暴露在家暴環境中的兒童會產生“暴力是解決家庭問題的合理方式”的錯誤認知，因為他們并未從家庭中學習到解決沖突的其他方法。

朱葛從小看著母親打父親，最嚴重的一次，母親用高跟鞋在父親頭頂劃開一道口子，父親失血過多被送進醫院。談戀愛以后，朱葛發現自己會不自覺地模仿母親的溝通方式，認為發脾氣、吵架可以解決問題，靠強勢爭奪親密關系中的話語權。

“你變得和你媽差不多了。”父親的一句話讓朱葛感到后怕，她強迫自己，不能再用母親的思考模式去對待身邊的人，不能成為施暴者。

“有的人施暴后非常痛苦，他和我們說他想改，但是沒有人教他。他從小看到父親對母親使用暴力，他不知道正常的家庭溝通是怎樣的。”李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對施暴者的干預和矯治方面，臺灣地區有較成熟的經驗。

李瑩介紹，臺灣將施加暴力一方稱為“相對人”：“這個概念比較中性，不會標簽化這一群體，也讓他們有改變自己的動力。”

根據我國臺灣地區家庭暴力防治法規，法院會在簽發的保護令中要求相對人完成處遇計劃。“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到專業機構去接受心理輔導或治療，去學習相關課程，否則就構成違反保護令罪，可能面臨罰款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李瑩說。

中國大陸近幾年開始學習臺灣經驗，一些民間機構嘗試向施暴者提供心理輔導。但由于沒有法律強制規定，完全是自愿性，因此愿意參加矯治輔導的施暴者很少。

“施暴者通常不愿意求助。”這些年，方剛接下的施暴者個人心理輔導不到二十例，目前他還在進行一個十人的團體輔導。在對施暴者進行心理輔導時，方剛會請他們畫出三代以內的家庭圖譜，標注出家族中使用暴力的人——往往有施暴者的父親，有時有祖父、外祖父。

方剛相信，讓施暴者明了暴力的傳承性，有助于檢討和控制暴力的使用：“要鼓勵他定下目標，讓暴力在自己這一代終止。”

4

“目睹兒童就是受害人”

反家暴法于2016年3月1日開始施行，至今僅三年多。李瑩希望反家暴法出臺實施細則，能增加兩點內容：強制規定施暴人必須接受矯治，將目睹家暴兒童列入保護范圍。

臺灣地區于2015年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將目睹家庭暴力兒童或少年納入保護令核發范圍。林秋芬解釋，法律修改后最顯著的變化是，保護令申請單上增加了一條選項：是否有目睹家暴的兒童或少年。當家暴第一現場的處理人（通常是警察）填寫申請單時，他必須辨別這個家庭中是否存在目睹家暴兒童，并進行勾選。“以前沒有這個選項，就不會提醒人們去注意這些孩子，他們就直接被忽略了。”

一旦處理人表明現場存在目睹家暴兒童，后續處理就會陸續展開。比如政府必須將這名兒童目睹家暴的信息通知學校，學校要評估現有資源能否為其提供心理干預等服務，如果不能則轉介當地專門機構。同時，地方政府必須編列經費支持專門機構為目睹家暴兒童提供服務。

“（大陸）法律還沒有明確規定，但這個群體是不可忽視的。我認為應該有這個共識：目睹家暴兒童就是家暴受害人，他們在精神上受到了傷害。”李瑩表示。

個別地方已在立法層面有所突破。2019年11月，《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辦法（草案）》提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規定“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同一時間，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案公開征求意見，李瑩提了一條建議：將目睹家暴兒童納入困境兒童范圍。

目前，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困境兒童包括因家庭貧困導致生活、就醫、就學等困難的兒童，因自身殘疾導致康復、照料、護理和社會融入等困難的兒童，以及因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不法侵害等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或侵害的兒童。

“國家對困境兒童非常重視，制定了很多救助保護措施，嚴重家庭暴力下的目睹兒童同樣需要及時有效的幫助。同時反家暴法規定的強制報告制度，我認為也應該適用于目睹兒童，如果外界都不能發現家暴目睹兒童的存在，后續援助更無從談起。”

還有一件事讓李瑩深感遺恨：很多進入司法程序的離婚案件中，目睹家暴兒童只被司法機關當作一般的未成年子女看待，沒有受到特別關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公布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中規定，涉家暴離婚案中未成年子女撫養權一般不判給施暴一方。

“但很多基層法院對這個議題缺乏敏感度。”李瑩說，家庭暴力在離婚官司中首先存在認定難的問題，即便認定有家庭暴力，基層法官還會提出：“男方只是打老婆，并沒有打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