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衛生專家：新冠病毒仍有許多未解之謎，疫情在中國有反彈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程度已經超出預期，專家普遍認為，這是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來，對全球影響最深遠的公共衛生危機。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走向、疫情中暴露的問題以及中國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的角色等問題，《中國慈善家》于3月28日采訪了公共衛生專家黃嚴忠。他是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主持“全球衛生治理圓桌論壇”，同時擔任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暨全球衛生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負責成立了全美國際關系學院中第一個明確從外交和安全角度研究健康問題的專業方向。

對新冠病毒認知還很有限，

伊朗可能已經“棄療”

中國慈善家：您估計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什么時間才能得到控制？能否計算出這次疫情導致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的規模？在全球傳染病史上，與歷次傳染病相比，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特點是什么？

黃嚴忠：這個時間點很難預測，取決于很多因素。首先病毒要保持相對穩定，不能發生變異；其次還取決于病毒的傳播路徑、方式等；另外，各個國家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也是一個因素。從疫情的爆發、蔓延、下降到病例歸零，這有一個過程。如果從愿望的角度講，希望夏天的時候病例可以大幅下降，同時希望南半球的疫情不要導致二次爆發。有一種可能是病毒轉變成季節性流行。當然，也有可能病毒悄悄地來，然后就消失了，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樣。

預測病例，只能是在一個區間之內做預估算。2009年的大流感，世界衛生組織原先的估計是全世界超過1.8萬人死亡。但美國疾控中心CDC 估計是，從2009年4月到10月，光是美國就有1400萬到3400萬人感染，大約3900人死亡。

從特點上講，這次新冠病毒，無論致死率還是傳播率都超過2009年的大流感，能跟現在相提并論的大概只有前面的三次大流感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25%以上的人口，導致5000萬人喪生。

另外，這次新冠病毒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太多人類不了解的地方，包括病毒的來源，傳染性，致死率，以及治療后為什么會反陽。1918年很多死亡集中在年輕人口當中，是一個W曲線，兩邊是老年人和孩子，中間突出的是年輕人。因為病毒引起免疫系統的過激反應，對人體器官造成損害。這次新冠疫情，重癥的多數是老年人。不過在美國有相當多的重癥病例在20-44歲之間，這一點和中國又不一樣。此外，沒有癥狀的患者如何還能傳播病毒，也是沒搞清楚。

中國慈善家：目前，您最擔心的是哪些國家和地區的疫情？您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應該著重加強哪些衛生應急措施？

黃嚴忠：我比較擔心的是應急反應能力差的、醫療體系能力較弱的國家和地區。比如，埃博拉在非洲暴發期間，有的國家整個國家只有一百多個醫生。還有中東的一些國家，他們一方面測試能力跟不上，另一方面是信息缺乏透明度，導致病毒蔓延。雖然很多人感染，但官方統計數字卻相對較低。

比如伊朗，根據疫情蔓延程度，伊朗很可能已經放棄了積極防堵的措施，只能寄希望于群體免疫，讓病毒在國家悄悄流行。因為感染的人口中，80%都是輕癥或不需要治療的，他們得病之后一般會具備免疫力。潛在好處是，很快這些國家的大部分人都會獲得自然免疫。從最后結果來看，可能未必完全是一件壞事，有點否極泰來的感覺。

通常一個國家防疫能力不足，短期內要得到提升不現實。國際援助這時就顯得格外重要。國際援助可以有多個方面，比如提升醫療系統檢測救治能力，提供更多資源，比如口罩、檢測試劑、呼吸機以及派遣醫療隊等。這些能力，其實可以通過國際援助在短期得到提升。而長遠來看，還是要靠本國對公共衛生和醫療方面更多投入。

疫情在中國仍有反彈的可能

中國慈善家：近日，湖北新冠肺炎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清零后，又發現無癥狀感染者和治愈患者檢測“復陽”的現象。您認為疫情在中國是否會出現二次反彈？近期中國境外輸入型病例呈上漲趨勢，對此應如何做好有效防范？

黃嚴忠：反彈的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無癥狀病例的存在并且會傳染給別人。目前，不能說病毒的傳播鏈被完全阻斷，死灰復燃的風險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目前境外輸入病例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華人、華僑、留學生回國，造成境外傳入風險。目前中國已經采取措施，包括禁止外國人入境等。不過，根據外交部信息，境外輸入確診病例中有80%是持中國護照的。當然，如果不讓華人華僑回來，會讓人寒心，畢竟他們在中國抗疫時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中國抗疫期間，有20億口罩都是從國外寄到國內的。現在政府采取的是一個“高筑墻”的策略，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了入境的難度。

中國慈善家：美國正在成為全球疫情中心，您對聯邦政府的防控路線有什么評價？我們注意到特朗普總統和CDC防控專家似乎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您看來，在這次疫情防控中，CDC保持了獨立了嗎？CDC保持獨立的條件是什么？

黃嚴忠：美國聯邦政府目前做得不錯，可以打80分。現在美國全國已經動員起來了，聯邦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政府重新啟動了《國防生產法》，跟廠家聯系，調用生產線，緊急生產需要的防護和治療設備,包括呼吸機。

另一方面，聯邦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減少疫情對民生和經濟的影響。現在通過了2萬億的刺激法案，給家庭年收入在15萬美金以下的提供現金資助，包括對失業群體提供補助等。

說到CDC，雖然CDC的主任是總統任命的，但大部分官員卻不是，所以基本能保持獨立性。不過一開始，CDC似乎輕敵，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盡管前美國藥監局局長Scott Gottlieb一直在呼吁，說我們缺乏足夠的測試能力，CDC似乎沒有聽進去。2月5日開始把200個試劑盒送往全國各地。但直到2月中，每天還只能做100例檢測。這種失誤，我覺得并非受到特朗普立場的影響，更多還是和CDC本身對病毒的危險認識不足有關。

世衛組織沒有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中國慈善家：全球的傳染病流行和危害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這次疫情在歐美發達國家所造成的損失嚴重。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這是否意味著發達國家建立的疾控體系和主流的傳染病防治措施在面對新型傳染病時已不合時宜？

黃嚴忠：首先我要說的是，目前新冠病毒的蔓延并造成巨大損失不是只局限于發達國家。在印度印尼等發展中國家，病毒傳播也很厲害，只是可能還沒有完全在數據上體現出來。

從歷史上來看，有關的國際防疫條例的制定基本都是為了防止發展中國家的病毒傳到發達國家，而這個過程相對比較慢。1918年西班牙流感繞地球一圈花了18個月。2003年的SARS后，國際社會發現，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一個病毒在36小時之內，可以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地球的任何地方，這就需要改變原有的制度來應對了。2005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強化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檢測和反應能力。

這次新冠疫情，一方面反映了發達國家在應對國際性緊急衛生事件本身的疾控體系是有瑕疵和漏洞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健康治理的思路和規則需要進一步改變。特別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應對模式，不僅延緩了國際社會對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應，也增添了國際間合作協調的難度。

中國慈善家：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很多國家采取了封閉邊境、限制人員流動、限制醫療物資出口等措施，國際協作受到打擊。您認為面對新型全球性傳染病，世界各國應該如何提高應對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黃嚴忠：在國際社會層面，一方面是要加強協調。國家之間應該就可能影響別國應對措施的角度（比如對入境人員的限制以及貿易限制措施方面）進行協調。如果一國單方面對另一國宣布旅行禁令，只是因為該國大規模測試帶來的病例增多，不僅對國際抗擊疫情的積極性帶來損害，也會損害兩國關系。

另外一方面，需要合作，互通有無，互相提供幫助，比如醫療資源和數據的分享。

無論是協調還是合作，都需要有國家或國際組織出來牽頭。大家都寄希望于世界衛生組織，希望能夠在推動各國積極抗擊疫情的同時提供必要有效的協調。

中國慈善家：您認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應對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是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為了更加有效地發揮全球衛生多邊機制的作用，世衛組織應該做出哪些改革和努力？

黃嚴忠：世界衛生組織起到了一定作用，包括公開透明分享病毒的信息，鼓勵各國采取積極行動。他們組織了專家調查組到中國，宣布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但有一些國家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表現不甚滿意，比如推遲宣布進入國際衛生緊急狀態，多少影響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信用。作為一個專門國際衛生組織，應該還是盡量避免大國政治的影響，盡量保持中立。作為一個會員國主導的機構，世衛組織仍有一些空間可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在決策時不一定完全需要依靠主權國家提供信息。但是世衛這次沒有充分利用這些自主空間，其國際協調作用也比較有限。

中國應該更多參與規則的制定

中國慈善家：五年前，美國領導70個國家針對埃博拉病毒開展應對行動，但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國似乎無意向疫情嚴重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各國也沒有對美國產生更多期待。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正在退出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

黃嚴忠：在抗擊埃博拉的時候，美國是起到了領導作用。從資金支援上來看，遠遠超過世界的其他國家。據統計，美國當時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的資金，大約是17.63億美元。同時，美國還向西非國家派出了3000名軍人，幫助建立醫院等。

而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形勢有所不同。首先，埃博拉疫情時，美國基本沒有受到波及，而這次美國已經成了疫情中心，所以目前的精力更多集中在本國。第二，也是和特朗普更多考慮美國自身利益有關，所以比較少考慮向其他國家伸出援手。比如，美國準備收購德國疫苗生產廠家以便獨享疫苗，就反映出了這種“美國優先”的心態。

具體是否會影響美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地位，還有待觀察。目前看來，是有往后退的跡象，但還不太明顯。如果看美國的國際衛生援助，在數額上還是遙遙領先的。

中國慈善家：中國目前已向82個國家提供醫療物質援助，并派遣醫療隊前往有需要的國家。您如何評價中國在此次疫情全球救援中發揮的作用？針對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您有哪些建議？

黃嚴忠：首先，中國通過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把疫情有效控制，避免在更大范圍內傳播，這在某種意義上為其他國家抗議贏得了時間。其次，在中國局勢穩定后，能夠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這也是中國做出的積極貢獻。

在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方面，對外援助是一個方面，比如利用自己的資源、人力物力，為其他國家提供物質援助。還有就是，應該積極參與國際衛生制度、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要知道，在2003年《國際衛生條例》修改談判時，中國更多是規則的接受者角色，采取合作的態度。在執行層面，中國做得更好些。

在未來全球衛生體系和規則制定上，中國可以提供不一樣的模式和視角，比如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就指出，中國提供了一個值得仿效的模式。可以預料，中國將在這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不光是喊“狼來了”，

還要為下一場危機做具體準備

中國慈善家：疾病的預防和控制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這里面也包括私營部門的貢獻。在您看來，對于疾病的防控，全球性的私營部門（如蓋茨等各大基金會、公益組織等）在這方面表現如何？在這次疫情當中，他們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您認為今后私營部門還需要在哪個方面加大投入？

黃嚴忠：和國內的抗疫模式不同的是，在歐美，除了政府組織之外，民間的非政府組織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公司、學校還是非盈利機構。比如說，這次抗擊紐約疫情需要大量的醫護人員，我們看到有大量來自全美各地的醫護志愿者自發參與到救援中。這不是國家動員的，而是民間的行為，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體現。私營部門在開發疫苗和藥物、積極轉產防疫需要的產品設備以及捐贈所需要的物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慈善家：2015年比爾·蓋茨曾在演講中預警傳染病再次全球爆發的可能性，根據您的觀察，之后國際社會是否有做過更多準備，采取過措施預防類似情況的發生？

黃嚴忠：埃博拉疫情之后，國際社會的確做過很多反思，形成了很多反思的報告，成立了應急基金，建立類似“救火隊”的國際應急反應隊伍等。雖然如此，這次新冠疫情爆發，整個國際社會，還是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不光是比爾·蓋茨，很多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其實都預言了大型傳染病的暴發。但聽多了，有點像狼來了的感覺，所以大家很少認真做準備。

從埃博拉到現在已經有6年了。當年埃博拉疫情剛結束后，應該算是一個“機會之窗”，那時候如果能及時采取措施，亡羊補牢，修復制度、體系的漏洞等，或許會有一定效果。但“機會之窗”是很短暫的，一旦過了，再推動一些事情就不容易了。

從1918年到現在，應該說新冠病毒是對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影響最嚴重的一次。希望此次疫情過后，國際社會會有更多警覺，無論是各國本身公共衛生反應機制，還是國際上的更過協調和應對，希望會有一些根本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