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新聞里，你一定聽說過「晉江毒王」的大名。

根據報道，這名男子在1月底從武漢返鄉，走親戚之余還參與了多次大型活動。尤其是1月22日這天，他參加了有300桌規模的宗祠酒席，最終導致7人確診、3000余人被隔離觀察。

「晉江毒王」本人并不是病情最嚴重的，但他一定是最知名的患者之一。歸根結底，這源自大家對「超級傳播者」的恐懼。

在流行病學中，這種造成大量感染的「毒王」被稱為「超級傳播者」。由于80％的病例來自20%的傳染者，因此在傳染病防控中尋找「超級傳播者」就成了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

2003年非典疫情時，按照世衛組織的統計，將SARS病毒傳播給10人以上者，即被認定為「超級傳播者」。

京華國際九樓SARS病毒的傳染情況

2003年，正是通過居住在香港京華國際酒店的超級傳播者劉劍倫，SARS病毒被傳染給了同酒店的美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國的房客，迅速蔓延至全世界。

被終身監禁的「超級傳播者」

棘手的是，某些傳播者雖然攜帶致病原，但卻并未發病，因而成為了隱形的疾病播種機，這就是所謂的「帶原者」。

歷史上最有名的帶原者是俗稱「傷寒瑪麗」的瑪麗·梅倫（Mary Mallon）。在她一生中，先后將傷寒沙門氏菌傳染給53人（另有47人等說法）——其中3人不治身亡。

瑪麗·梅倫，（1869.9.23－1938.11.11）

在瑪麗生活的年代，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傷寒都是當時最可怕的流行病之一。它不僅會引發咳嗽、失眠、腹瀉、高燒等一系列癥狀，還可能導致肺結核、腦炎等并發癥。除了本身5-10%的致死率之外，傷寒還會摧殘人體的免疫系統，從傷寒中康復的患者次年死亡率是正常人的 3 倍。

瑪麗之所以能成為超級傳播者，和她的職業有關——她是一名廚師。而且，瑪麗不僅是一名廚師，還是一名倍受歡迎的廚師，她的雇主大多是來自紐約的富人階層。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莊園，同樣位于牡蠣灣

1906年夏天，銀行家沃倫（Charles Henry Warren）一家到長島的牡蠣灣租了一棟度假別墅，并成為了瑪麗的第八任雇主。三周之后，沃倫的女兒感染傷寒，接著是沃倫太太以及家中的女傭，接著是園丁……最終，家中的11人有6人染上傷寒。

這場突如其來的傷寒不僅困擾著租戶一家，也讓房主喬治·湯普森（George Thompson）憂心忡忡。

傷寒主要的傳染途徑是不潔的水和食物，因此大多在衛生條件糟糕的貧民區爆發，如今這棟豪宅里竟然出現了“窮人病”，如果不能盡快找到傳染源，租金昂貴的夏日別墅很可能面臨租不出去的窘境。為此，湯普森雇傭了一名衛生工程師喬治·索珀（George Soper）尋找疫病源頭。

喬治·索珀

錢沒白花，索珀確實有兩把刷子。他很快鎖定了瑪麗，通過中介，索珀調查了她過去的七任雇主，發現幾乎每家都有人感染傷寒。

索珀決定上門和瑪麗談一談。在1906年的美國，還沒有健康帶原者這個概念（畢竟瑪麗就是第一人），這樣的指控當然讓瑪麗怒不可遏，她不僅勤勞、健康，還曾主動幫助雇主照料家中的傷寒病人，如今竟然有人指控她是瘟疫之源！瑪麗抄起叉子趕跑了索珀。

根據后來見過瑪麗的人描述，她高大健壯，簡直健康過了頭——從索珀落荒而逃的表現來看，這種說法應當屬實。

瑪麗是右邊那個，不是左邊

第二次，索珀學乖了，帶上了助手——結果再次被打跑了。

最終，借助警察同志的幫助，索珀終于如愿帶走了瑪麗，檢測表明，她體內的確攜帶了大量傷寒病菌——雖然瑪麗自己是健康的。瑪麗糟糕的衛生習慣和他的廚師身份相疊加，讓她成為了一個移動的傳染源。

未經任何審判，紐約的衛生部門將瑪麗送往了紐約附近的北兄弟島長期隔離。瑪麗始終無法接受這一點，她曾多次抗辯，自己從未患過傷寒，也無意加害于人，為什么要被放逐？

在被圈禁三年之后，瑪麗與衛生部門達成了妥協：她承諾不再擔任廚師，接受衛生部門的監控，以換取自由。

在被拘捕之前，瑪麗的最后一份廚師工作月薪為45美元。

20世紀初，美國仍然實行金本位制，1美元約合1.5克黃金。一戰之后金本位制解體，截至本文發稿時，黃金市價約50.5美元。經過簡單的換算，瑪麗這份月薪約等于今天的342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0000元。（如果按照美國勞工局的通貨膨脹率來計算，則瑪麗的月薪約合今天的1350美元，接近10000元人民幣，也不少了）

瑪麗在北兄弟島的小屋

顯然，沒知識、沒學歷的瑪麗不可能找到像這么好的工作了。她曾做過洗衣工，但收入遠不及做廚師。

于是，瑪麗決定隱姓埋名，重操舊業……

1915年，紐約的一家醫院爆發傷寒，這次做調查的，依然是索珀，他遇見了老熟人——改命為布朗夫人的瑪麗，被抓獲的瑪麗不得不二進宮，再次被打入北兄弟島的河濱醫院，這一次，衛生部門再也不肯給她妥協的機會了。

醫生費勁心思，也沒能把傷寒病菌從瑪麗的體內消滅，她只能在孤島上度過一生。

在孤島之外，「傷寒瑪麗」的名頭逐漸流行起來，在一些都市傳說中，「傷寒瑪麗」甚至成為和「開膛手杰克」并駕齊驅的神秘人物，行走在世界的瘟疫化身、疾病工廠。

一幅漫畫：「傷寒瑪麗」正在烹飪，鍋里是很多骷髏

實際上，瑪麗并不是傳染人數最多的超級傳播者，與她同時期的托尼·拉貝爾先后傳染了122人；

她也不是唯一的健康「帶原者」，直到她去世時，紐約已經發現了400多名健康的帶原者；

她甚至不是唯一的攜帶傷寒病菌的廚子——一名面包店老板和她情況類似，但并未被逮捕，因為后者還要「養家」，而瑪麗終身未婚、孑然一身。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患有傷寒而幸存下來的人中，有多達6％的人可以在康復后很長時間內將這種疾病傳播給其他人。在瑪麗生活的年代，紐約的街頭可能行走著數千名傷寒帶原者，但只有瑪麗一個人被終身羈押，承擔了大多數的污名。作為一個健康的人，她不得不與結核、天花患者一同被放逐在與世隔絕的小島上。

北兄弟島的放逐者們

瑪麗離群索居的生活習慣，底層移民的身份，暴躁的性格，低下的教育水平……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混合著人類對瘟疫的恐懼，共同釀成了「傷寒瑪麗」的都市傳說。

1941年，人類成功分離、提純出了青霉素，可惜瑪麗沒有等到這一刻，三年以前，她因中風引發的并發癥死于北兄弟島。

被誤讀的「0號病人」

所有的超級傳播者都有一個源頭，即第一個染病者，由于制造了第一例人際感染，他們被稱為「0號傳播者」（流行病學研究中稱之為「初始病例」）。

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傳染病大流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正是肇始于一位軍營中的0號傳播者，美軍列兵阿爾伯特，吉特切爾（Albert Gitchell）。巧合的是，他也是一名廚師，也就是說，他是一名炊事班戰士。

1918年3月，他病了。頭疼、發熱，看起來像是感冒了。

不過，他依然在帶病堅持工作，因為他是該部隊唯一的廚子，他倒下了，兄弟們吃什么？

他的意志力令人欽佩，但到3月11日上午，他實在頂不住了，不得不去了醫院。軍醫為他量了體溫：104℉（約40℃）。軍醫本以為他只是感冒了，但接下來的情形開始不妙，癥狀相似的病人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往醫院送，到中午，已經有107人住進了病房。

是流感。

3天內，軍營中的患者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后，數字增長到了1100人。

此后，流感病毒跟隨8萬多名美軍一起被送往了歐洲戰場，變異后，成為20世紀初最令人膽寒的殺手。

1918年流感的傳播路徑

從北極圈內的冰原到太平洋上的孤島，這場流感肆虐了一切有人類居住的土地。

最終，全世界有5億人感染了這場疾病，死亡人數在5000萬以上。疫情結束之后，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12年。

西雅圖街頭的美國警察

由于戰時保密的需求，各參戰國都隱瞞了實際的感染情況，只有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疫情得到了大范圍的渲染，因而這場流感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不過，Albert Gitchell并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0號病人，這個稱號屬于基爾坦·杜加——傳說中的首個艾滋病感染者。

1970年代，紐約爆發了一場傳染病：和前述的西班牙流感不同，它的傳染性似乎沒那么強——僅限于男同性戀之間，但一旦感染，便無藥可醫。

今天我們已經已經知道，這種神秘的疾病就是艾滋病(AIDS)，但在70年代的美國，人們這種來勢洶洶的新型疾病幾乎一無所知。它能夠迅速摧毀受害者的免疫系統，使他們死于感染或惡性腫瘤，所有醫生都束手無策。

研究者只能從感染人群入手。美國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初步判斷，這或許是一種通過性行為傳播的新型性病。通過對部分感染者性史的追溯，研究者鎖定了一個名字：蓋爾坦·杜加（Gaëtan Dugas）。

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蓋爾坦·杜加是一名英俊的空少，情史豐富。

在同性戀圈子中，他是人見人愛的「交際花」；對于研究者來說，他是最理想的研究對象：坦誠且樂意合作。

在早期艾滋研究中，許多感染者都有混亂的性史，卻無法（或不愿意）回憶起具體的情況，只有杜加對于自己的性史有比較清晰的記憶，并向研究者提供了數十名性伴侶的信息。

通過對杜加提供信息的追蹤，疾控中心建立了一條艾滋病的傳播鏈條，根據根據感染者的地理位置，他們被標記為LA1（LA指洛杉磯）、LA2、LA3……

杜加則被稱為Patient O，「O」代指加州以外的病人（Out-of-California）。

由于杜加是當時已知最早的感染者之一，在傳媒和輿論的渲染中，Patient O逐漸演變成了Patient 0——0號病人——第一個感染艾滋病的人類。

在關于「0號病人」的作品中，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的著作《世紀的哭泣》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他不僅頻繁使用0號病人這一說法，還將杜加渲染成一名濫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會者，先后與2500多人發生性關系，將病毒傳遍了整個美國。

雖然疾控中心反復解釋否認杜加是「0號病人」，但依然無濟于事。借助相關書籍、電影、紀錄片的風行，杜加蒙受了數十年的污名，被人稱為「艾滋哥倫布」，「將艾滋病帶往人間的人」。

當時人們不知道的是，HIV病毒可以擁有超長的潛伏期，在被人們注意到之前，它就已經悄悄降臨人類世界。

艾滋病的早期傳播路徑

2016年，通過新的基因技術，科學家建立了更清晰的艾滋病傳染路線，證實了早在1971年左右艾滋病毒就已經進入美國，杜加只不過是眾多早期感染者的一個而已。

病毒的最初起源，基本可以認定來自西非地區的猩猩，通過當地人食用猩猩肉的習慣感染了人類。最早的感染者有可能出現在剛果的金沙薩，時間則早至60年代，只不過，在落后的非洲西部，這種新型的疾病并沒有得到足夠注意。

至于「與2500人發生關系」的說法，就更離譜了。杜加去世時，才剛剛年滿31歲，這意味著他需要從16歲開始，每兩天就換一個床伴。

與傳言中無惡不作的形象相反，杜加實際上是艾滋病研究的熱心合作者。他不僅提供了自己的伴侶情況，幫助研究者追尋艾滋傳染路徑，還主動向疾控中心捐獻了自己的血樣，為早期研究提供了重大幫助。

流言、輿論與審判

相比「初始病例」與「超級傳播者」，媒體與輿論更青睞「艾滋哥倫布」、「晉江毒王」這樣沖突感十足的命名。聳人聽聞的故事，比遠枯燥的研究報告吸引人。

在「晉江毒王」張某的新聞登上熱搜后，很快就有截圖流傳，添油加醋地聲稱張某是「劃拳手」、病毒的「超級噴射機」：

經過交叉確認，這是一條謠言。

被張某傳染的大多是他的親人，包括母親、太太、年僅三歲的孩子。張某和他的家人為無知、輕慢付出了代價，但是在1月20日，像張某一樣無知、大意、不以為然的人，是絕大多數。

就在1月18日，疫情的中心武漢市也舉辦了匯聚4萬多家庭、13986道菜肴的「萬家宴」；1月21日與22日，英林鎮當地照常舉行了大廷宗祠進主游祿活動和進主宴請活動。

宴席上觥籌交錯的人們，都沒有將遙遠的「新型肺炎」放在心上。

根據張某的太太回憶，他們從武漢返鄉時是1月20日，此時官方對新型肺炎的描述還是「可防可控可治」，還有人因造謠被抓，直到當日晚間，鐘南山才透露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他們從未隱瞞從武漢歸來的歷史，鎮政府要求他們自我隔離的電話，是在赴宴后的1月23日才打來的。

這種說法顯然與當地的通告有出入，孰是孰非，有關部門調查后自然會有結論，但輿論審判已經等不及了：

某自媒體熱文

在「傷寒瑪麗」、「0號病人」、「晉江毒王」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細菌與病毒帶來的不僅是疾病，還有恐懼與偏見。這種恐懼與偏見首先傷害的是感染者，然后是他們身邊的人：被鐵鎖鎖在家中的湖北返鄉客，漂流在高速公路上的鄂牌司機，援建醫院歸來后被異樣眼光包圍的農民工，在出租房中死去的寵物……最終它將傷害我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