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焦慮的背后，小補習班的“大算盤”

（向春/圖）

“現在接收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補習信息不斷交叉傳播，影響到家長的心態，加重他們的焦慮。”補習機構的夸張甚至虛假宣傳，推動“非剛需”補課越來越多。

“有時候也不是非要什么名師來補習，找個人督促一下孩子學習，輔導一下，孩子覺得可以就好。”“換個角度看，‘黑補習社’其實是填補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空缺。”

這是子睿教育成立三年來的一大危機。

2018年3月，子睿教育突然從廣州市越秀區西湖路的一棟居民樓搬離，“避一避風頭”。此前每晚，有數十個中小學生背著書包于這棟樓上下，將自己的課余時間“貢獻”給連身份背景都無從得知的“老師”。

“剛開始資金不夠，在居民樓開班沒有營業執照，這很正常，很多人都是這么做的。”子睿教育負責人楊宇達說，三年前，他辭掉了市場營銷的工作，和另外幾個中學同學一起“裸辭”創業。在三年內，子睿教育由只有一個居民房“教學點”，發展到擁有兩個“校區”、4個“教學點”的培訓機構，學生也由最初的50個，到如今逾300個。

子睿教育滿足了市場的需求，“太多孩子需要上補習班”。

這不是特例。近期，教育部會同民政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派出7個督查組分赴華北、東北、華東等地開展校外培訓機構整治專項督查，廣州也開展了多次突擊檢查。僅在廣州市黃埔區萬科東薈城一棟只有12層的建筑內，檢查組就發現了30家教育培訓機構，其中僅有一家擁有辦學資質，其他均屬無證辦學。

自今年2月底《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這個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整治令”發布后，整治課外培訓市場亂象的“重拳”，一個接著一個。

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依然有“漏網之魚”。憑借著相熟的在校老師介紹生源、將兼職大學生偽裝成名校在職老師、偷稅漏稅等方式，一些無證照補習社如朵朵喜陰的菌菇野蠻生長。

焦慮感下的“非剛需”補課

“同學你好，我叫楊宇達，你可以叫我楊老師。”記者以求職大學生身份，來到子睿教育位于居民樓19層的“教室”。門里是一個約130平方米的三居室，在子睿教育的精心布置下，空間得到了盡可能的利用：幾個房間甚至是窄小的廚房，都被放進了一塊白板和一排排桌子椅子；并不寬敞的客廳，用白板間隔出4個角落，用作“一對一”輔導區域。按照課桌椅數量粗略估計，這間“教室”能同時容納30名學生。

正值補習社下課時間，兩位十分青澀的年輕人在楊宇達的指示下打掃衛生。

“你是這里的學生嗎？”南方周末記者問其中一位十分瘦小的女孩，“我是老師，我今年大一了。”女孩甩了甩馬尾辮，甜甜地笑著。

“前員工”夏蘇一年前在這里從普通兼職教師做到了“管理層”，掌握著許多人事、運營等信息。據她介紹，這個補習社的老師，幾乎都是兼職的本科學生，他們來自不同大學各類專業。但由于補習英語的學生最多，這些老師無論學的是物理、中醫藥還是日語，基本都被安排去教授英語。

負責人楊宇達的年紀，并不比這些“小老師”大許多：生于1991年。“我們這里有學市場營銷的，有做酒店管理的，但沒有一個學教育或者師范專業的。”楊宇達十分坦率地介紹自己的團隊。

去年7、8月份的暑假期間，正是各補習社生意火爆的時候，子睿教育迎來了一幫前來試聽的家長，小小的公寓頃刻擁擠起來。

“請問你們的老師都是什么級別的呢？”一位家長問道。

“我們很多老師都是一些名校的在職老師，像這位就是。”負責人面帶微笑，用手指向旁邊的一位女孩。被指的女孩沒有說話，臉上卻多了幾分局促。

一旁的夏蘇感覺十分驚訝，這個“在職老師”，明明只是一個大學還沒畢業的兼職人員。

為了讓這些臉龐依然稚嫩的大學生更像所謂的“名校在職老師”，機構負責人會玩一個“小聰明”。“他們一般會先了解學生所就讀的學校所在地，比如培訓的孩子在天河區上學，他們就會說機構的老師是海珠區的。畢竟，家長很難了解跨區教師的信息，就很少去深究。”夏蘇說。

“在這里，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在職老師。”在子睿教育補習了快一年的梁石，和許多“老師”混熟以后才慢慢知道，他們的身份是大學生。“閑聊時他們自己透露的，而且其實也就比我們大三四歲，看得出來。”

今年初三的梁石數學成績一般，經同學介紹，他來到子睿教育上課。而他的同學，則是通過家長群獲知這家補習社。“他們會利用學校開學、開放日，進入一些家長微信群或者QQ群，在里面賣廣告。”

梁石說，他進入子睿教育補習后，介紹他來的同學被減免了一節課的學費。

這一年內，梁石每周都在子睿教育上6小時的課，一共花了約3萬元，但他的數學成績并沒有進步。

“每節課給你做一張卷子，卷子上印著知識點，老師就只是給我照著念一下。”梁石不吐不快，“幾乎每兩三節課就給我換一個老師，新來的老師怎么會清楚我的學習情況呢？”

盡管有許多不滿，但由于“怕麻煩”，梁石并沒有告訴父母，也沒有想過要換一個補習社。他說等中考結束，就不補習了。

據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今年1月對2017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8.7%的受訪者稱身邊有人被培訓機構“忽悠”過，如短時間內迅速提升成績、名師授課和傳授特殊技能，是常見的宣傳噱頭。

盡管如此，傳單上耀眼的中高考成績單、補習社門口張貼的學生光榮榜、華麗的老師簡歷……還是讓不少學生和家長趨之若鶩。

“現在接收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補習信息不斷交叉傳播，影響到家長的心態，加重他們的焦慮。”廣東實驗中學順德學校副校長陳浩杰把社會上的補課需求分為“剛需”和“非剛需”，他感覺到，補習機構的夸張甚至虛假宣傳，推動的“非剛需”補課越來越多。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葛新斌觀察，在中國，來自中產階層的家長焦慮感最大，他們是送小孩補習的“主力軍”。

調研過廣東省大大小小的補習機構，廣東省民辦教育研究專家海彥深諳補習機構的運營之道。他提醒家長一定要對補習機構提供的信息留一個心眼兒：“比如說有些做國際教育的機構，宣傳自己送了多少個學生去了世界排名前50的學校，但他是招了1000個學生送出去1個，還是10個送出去1個？送出去的學生是不是真實的？無從考察。家長要問一下自己，這些信息是真的嗎？需要推敲。”

民間辦學的“擦邊球”

子睿教育能拓展至今，楊宇達要感謝他曾經的數學老師、某中學在職教師李玉玲。

在李玉玲的印象里，楊宇達當年中學成績不錯，考上了重點大學。這些年，楊宇達每逢教師節都會回來探望李玉玲，所以當楊宇達希望介紹一些生源時，李玉玲并沒有拒絕。

“有家長來問我哪里補習比較好，我跟他們提到子睿教育；有一些則是一個學生覺得不錯，就拉幫結派帶了一群人去。我并沒有主動幫他們做廣告。”李玉玲說。

憑著對自己學生的信任，李玉玲將女兒小琪也送進子睿教育補習。楊宇達也不負師恩，為小琪“量身定制”了許多課程，有時只是路過李玉玲家，都會去看看小琪是否有需要答疑解惑的地方。

這樣的“現身說法”，讓李玉玲的數位親戚都開始心動，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子睿教育補習，子睿教育的生源也慢慢發展起來。為了感謝李玉玲，楊宇達曾把錢塞到小琪的學習資料中。“我把錢全都還回去了。”李玉玲稱。

李玉玲也三番五次提醒他，辦補習社一定要證件齊全。不知是什么原因，楊宇達并沒有將這件事提上日程。

有趣的是，南方周末記者調查后不久得知，楊宇達等負責人要求所有老師簽訂保密協議，撤銷了南方周末記者暗訪過的教學點，統一搬到了另一個區域，并馬上申請了營業執照。

根據2017年發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培訓公司）不僅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冊營業執照，如果申請的經營范圍含有培訓等業務，還要去辦理辦學許可證。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廣東）上查詢到，子睿教育的經營范圍并不包含教育培訓，亦未達到辦學許可證的申請條件。

“申請辦學許可證的門檻比較高，比如對教學場所的大小、教師中獲教師資格證的比例等有嚴格要求，所以很多機構根本拿不到。”廣州市某區教育局民辦教育審批管理科負責人說。

達不到辦學要求的資格，培訓機構會轉而申請“教育咨詢”“教育科技”的營業執照，打制度的“擦邊球”。

國信信揚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萌子最近經手的一起案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廣東獅子公學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一個專門從事早教的“補習機構”，在宣傳中稱自己有創新的教育方式、優越的教學場地，學費更是達到每人每年十多萬。這種貴族式的教育理念，吸引了許多家長報名，然而沒上幾天課，公司資不抵債的公告就通過微信傳達到了每位家長。

“這個時候家長去查這家公司，才知道原來它注冊的是‘教育咨詢’的營業執照，并沒有辦學許可證。”李萌子說，“現在我們已經向它提起民事訴訟了。”

市場夾縫中的商機

 記者發現，很多家長并不在意補習機構的證照是否齊全。家長在意的，是低收費。

馮浩南的兒子今年讀初二，數學有些跟不上。經另一位家長的介紹，馮浩南將兒子送到一個“黑補習社”補習。“看到有那么多學生都在那里補習，覺得沒問題，并沒有留意它的資質問題。”

馮浩南選擇的補習社，一節課收費200元，同動輒五六百塊一節課的某些知名補習機構相比，學費確實十分便宜。“有時候也不是非要什么名師來補習，找個人督促一下孩子學習，輔導一下，孩子覺得可以就好。”他覺得這種小補習社的性價比更高。

“換個角度看，‘黑補習社’其實是填補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空缺。”在葛新斌的理解中，面對不同的補課需求，市場機制將會為不同層次的人提供產品服務。

東北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院教授楊穎秀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情況下，有錢的家庭可以選擇民辦學校或者大補習機構，經濟困難又擔心教育落后于他人的家庭，就只能選擇廉價的‘黑補習社’。”

“黑補習社”看準的，正是暗藏在市場夾縫中的商機。這樣一個“黑補習社”，一年能賺多少錢？

  記者初步統計了一下子睿教育的資金狀況，實際上花銷并不少：4套廣州市中心住宅房的租金（每套約5000—6000元/月）、給老師的工資（全職約7000元/月，兼職約100元/小時）、給學生提供零食餐飲、給提供生源的介紹人“返點”（介紹一個學生，學校在職教師約獲200元，家長或學生則約獲88元）……

目前，子睿教育的主要收入來源只有學生的學費，大約125元/小時。他們一天開設5節、共10個小時的課供學生選擇。發展了三年的子睿教育，從原來的只有50多名學生，到如今有逾300名學生。

子睿教育遠不算是補習社里賺得多的。

李玉玲曾在假期期間，到學校附近一家正規經營的小型補習社代過課。她默默算了一筆賬，一節課兩個小時收費350元，一周一節課，一個月上四周，就有1400元的收入。如果一個班按10個學生算，一個班一個月就有1.4萬元的收入。“可以想象，整個補習社一年下來營收可以達到的數目。”

薄利多銷，是這種小補習社的致富法寶，它讓家長覺得性價比高。然而，真的性價比高嗎？

“為什么不讓我去那些大補習社補習？我現在都考不上名校了！”一直在子睿教育補習的小琪，在參加許多民辦學校自主招生落榜后，向李玉玲抱怨道。

李玉玲原本認為，子睿教育已經滿足孩子補習需求，但現在她開始后悔。她心里清楚，沒有去大補習機構補習，確實很難考上民辦名校。

“大補習社有社會資源，和一些民辦學校有聯系，他們的一些重大考試成績能得到民辦學校的認可。所以去大補習社補習，就相當于能夠走捷徑備考。”李玉玲甚至認為，一年砸個幾萬下去，就是為了買補習社的考卷。

在補習市場整治“重拳”之下，5月6日，廣州97家培訓機構簽署自律公約，承諾不組織學科競賽，不參與中小學招生錄取。

但在陳浩杰看來，只要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現象存在，家長的焦慮和補習的需求就不會消失，“黑補習社”就仍有它的生存空間。“無論在哪個社會，都會出現‘金字塔塔尖’優質資源更充足的情況，而在發展中國家，這個特點的存在感會更強。”陳浩杰將這樣的理論嵌套在教育之上，刻畫出了少部分優勢學校集中優質教育資源的現狀。

剛剛舉辦了學校開放日活動的陳浩杰，接到一個家長的電話。這位家長的孩子才上小學三年級，家長已經在咨詢中學入學條件了。“我做出了解答，但心里覺得現在考慮這個，會不會有點太早了。”陳浩杰無奈地笑了笑說。

在補習機構不能參與中小學招生錄取后，許多學校的招生政策將會進行調整，但這并沒有緩解家長的焦慮。

對于家長而言，孩子入學的戰爭，早就打響了；對于培訓機構而言，補習的需求，從不擔心消減。許多家長以不變應萬變，不管招生政策如何改變，只要把孩子的學業水平提高了，就會有底氣。

海彥認為，市場需求的客觀存在，應該尊重而不是消滅。形成一個有序競爭的市場至關重要，要引導“黑補習社”變“白”，該取締的取締，該督促辦證的督促。

楊穎秀擔心的，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不能說今年重點整治了就集中解決，后面又放任了。”她認為教育是一個長期的事業，不是靠“運動式執法”來解決問題的，需要長時間堅持去做。

（文中夏蘇、楊宇達、梁石、李玉玲、小琪、馮浩南、海彥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