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這樣做，微信聊天、轉賬記錄才能作為證據被法院采信！

 

    手機短信、微信聊天、電子郵件等早已融入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一旦涉及糾紛很多證據都保存在手機和電腦里。法官是如何審查電子數據證據的？

 

                              電子證據應如何保存？

 

 

    對于電子證據的保存和舉證，建議當事人可以采用截圖、拍照或錄音、錄像等方式對內容進行固定，并將相應圖片的紙質打印件、音頻、視頻的存儲載體（U盤、光盤）編號后提交法院。由于訴訟周期不確定，原始載體可能遭受數據丟失或刪除等風險，在準備訴訟材料時建議當事人向公證機關申請對電子證據的公證。在訴訟過程中，即使按照上述規范提交相關電子證據，但是對當事人主張的通訊雙方身份，雙方不予認可且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的，除非當事人能夠提交證明身份的其他證據予以佐證，否則對當事人主張的用戶身份將不予以采信。

 

    典型案例

 

    一

 

    單位拒不提供內部平臺數據，舉證倒置支持員工訴求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期間，王某為物流公司從事運輸工作。2020年6月，物流公司因經營困難倒閉，但欠王某運費十六萬余元沒有支付。王某提交的證據是物流公司工作人員云某通過微信向其發送的運費明細表，但明細表中沒有任何簽字或者蓋章。物流公司不認可明細表，要求王某提交原始的派送單以核對欠付運費的數額。王某說派送單因為數量很多，之前沒有想到會通過訴訟解決，所以沒有保留全部的原始派送單。派送單都是都過物流公司的平臺派送，平臺一個月一覆蓋，只能通過物流公司的系統賬號在平臺中查詢。

 

    物流公司認可派送單均通過平臺派送，但表示物流公司已經因為運營困難解散，很多部門已經不存在了，故物流公司無法查詢平臺信息也無法再提供物流平臺的數據。

 

    法院認為，王某雖未能提交其主張運費的全部基礎物流單據，但已經提交了其中部分單據，并對不能提交全部基礎單據的原因進行了解釋。物流公司作為托運方，其本身未能提供任何物流單據或者相應證據，且作為派單平臺的使用一方，不能提交平臺查詢的數據信息，應對此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對于王某主張的運費數額，法院予以認可。最后，法院判決支持了王某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一般情況下，民事訴訟使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應由原告首先提供證據證明其訴訟請求的合理性。但在涉及電子證據的案件中，對于舉證責任的分配，還應考慮原、被告的舉證能力而進行分配。例如電子數據保存于單位自行使用的APP或者平臺中時，企業員工無法預知將來會進行訴訟，因此一般不會提前保留全部平臺數據，或者想保留也會因權限問題而無法提供全部信息。因此，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企業單位，才更為合理，也更有利于查明全部案件事實。

 

    二 

   

    借條只寫化名，支付寶實名信息確認身份后支持原告訴求

 

    基本案情

 

    高某與盧某是老鄉，五年前一同來京打工，二人之間平時互相稱呼對方的小名“小美”“小安”。盧某向高某借7000元，并給高某寫了一張借條，但借條上寫的是二人的小名，也沒有寫明身份證號。之后盧某消失，高某無奈向法院起訴，請求盧某返還借款。但高某提交的借條中，內容為:“ 小安向小美借款7000元”，沒有顯示高某與盧某的全名，不能證明借款人是盧某。

   審理中，法官發現高某僅有小學文化，留存證據的意識不強。另外因其家庭貧困，7000元對其而言是一筆巨款。后高某向法院提交了支付寶轉賬記錄，但支付寶賬戶僅顯示了盧某的用戶名昵稱，也沒有顯示盧某的全名。為查明案件事實，法院向支付寶運營商發送了協議查詢函，調取支付寶收款方的實名認證信息并證實接收高某轉賬的收款人就是盧某。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高某提交的借條并結合支付寶轉賬記錄，能夠認定向高某借款的人是被告盧某，故法院支持了高某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公民個人向他人出借款項時，一定要讓借款人出示身份證原件，之后保留一份借款人身份證的復印件，并要求借款人書寫借條。借條中一定要寫清楚借貸雙方與身份證一致的姓名全稱、身份證號碼，并同時書寫借款金額的大寫和小寫數字，且借款金額的大小寫數字之間不要出現空格以及斷行。借款的給付最好通過銀行、微信或者支付寶轉賬完成，且在備注中寫明是借款。無論雙方在借款之前溝通得多好，之后的情況變化雙方都無法掌控，做好前期工作，才能最大限度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三

 

    聊天記錄截圖“斷章取義”，庭審中登陸微信出示完整記錄后認定事實

 

    基本案情

 

    周某主張與雷某合伙倒賣二手車，雙方各出一部分錢購買車輛后，雷某將車開走并自行售出。周某想與雷某約見面談賣車事宜的時候，雷某以種種理由不和周某見面。后周某多次索要剩余欠款，雷某轉給周某2000元后下落不明。周某與雷某通過電話以及微信多次溝通，雷某同意再給周某8500元。故周某向法院起訴，請求雷某立即償還8500元。雷某認可雙方曾經合伙倒賣二手車，但說雙方事先商量好，過戶費、掛牌費等等費用一人出一些，但周某一分錢也沒出，所以雷某不承認欠周某錢。

 

    因雙方從未簽訂過書面協議，關于合伙倒賣車輛均是通過電話以及微信溝通，故周某向法院提交的證據為微信聊天記錄的截屏以及通話錄音。但微信聊天記錄并不完整，對此周某解釋為雙方聊微信聊天十分頻繁，且不是全部與合伙有關，故其只提交了其中一部分能夠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內容。為查明全部案件事實，法院要求周某在庭審中登錄微信，按照時間順序出示全部微信聊天記錄，并播放保存的全部通話錄音。根據通話錄音以及微信聊天記錄，能夠顯示周某的陳述雖然真實，但不完整。

 

    微信聊天記錄以及通話錄音能夠證明車輛賣出后，雷某給了周某2000元，之后同意再給周某8500元，但之后一直未兌現。經過核實全部的證據，周某在多次催要剩余欠款的過程中，曾主動提出同意雷某再少給1500元，只給7000元就可以。

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關于合伙購買車輛后續問題的處理，在雙方協商過程中，雷某曾同意給付周某8500元，之后周某同意雷某少支付1500元，雙方均應依約履行。故對于雷某應當給付的款項數額，法院認定為7000元。最終法院判決雷某向周某支付7000元。

    

 

    法官說法

 

 

    舉證時需要提交證據原件，且證據原件必須真實且完整。就微信聊天證據來說，原件是指登錄微信后顯示的聊天記錄，對于聊天記錄的截屏不屬于法律意義上“原件”的范疇。因此如為將來訴訟需要，不能僅保留聊天記錄的截圖，之后刪除聊天記錄，而是應在微信程序中保留全部的聊天內容，才具備證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