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紀委過去“養案子”現象:讓被舉報人有恃無恐

“四種形態”的提出，對于以紀律建設推進從嚴治黨、依規治黨具有重要意義。 視覺中國 資料

【編者按】

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福建考察時強調，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

“四種形態”的提出，對于以紀律建設推進從嚴治黨、依規治黨具有重要意義。實踐中，如何運用好這“四種形態”，實現紀法分開、紀嚴于法，仍需深入探索。從今天起，本刊推出“如何用好‘四種形態’”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提起紀委，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打“老虎”還是拍“蒼蠅”？懲處腐敗分子，是紀委的一項重要職責。然而根據黨章規定，這并不是紀委工作的全部。也正因如此，中央紀委近來再次強調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

“四種形態”針對全體黨員而非少數領導干部

【案例】

“小安，你下班不忙的話，跟我在公園轉一下，有點事聊一下，好不好？一會兒見……”這通聽起來像邀約朋友般的電話，其實是湖北孝感市云夢縣紀委副書記徐奇滿準備和單位機關干部安某進行談心提醒。據反映，安某近期要為其子籌辦10歲生日宴，邀請了不少同事參加。公園散心時，徐奇滿提醒安某，生日宴邀請對象要慎重，謹防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讓安某及時打消了邀請同事參加生日宴的念頭。作為全國14個“談心提醒教育聯系點”之一，去年至今，孝感市紀委對存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600多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了談心提醒，防止苗頭變惡果，防止小事鑄大錯。問卷調查顯示，92％的人認為從中受到了警示，并對這樣的提醒表示感謝。

“四種形態”的提出，重申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紀委監督執紀的對象范圍是8700多萬全體黨員，而非僅僅局限于少數領導干部。任何一名黨員只要有違反黨章黨規黨紀的行為，不論是何職務，都應受到紀委監督。

一位紀委干部告訴記者，紀委過去存在“養案子”的情況，即紀委在接到領導干部問題線索后，如問題不太嚴重，反映的涉案金額數量不大，夠不上移交司法機關的，往往會被擱置一邊。一些苗頭性、萌芽性的問題在第一時間被反映到紀委卻無人問津，不僅使紀委的公信力和辦事效率受到質疑，也讓被舉報人有恃無恐，認為被舉報也沒事，導致其在違紀乃至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失去了被及時挽救的機會。

江蘇省委原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的案例被一位省紀委領導在處置問題線索談話時多次提及，對談話對象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徐國健在任江蘇鹽城市委書記時，紀委接到他曾收過某縣委書記10萬元禮金的舉報。但當紀委同志找其談話時，徐卻矢口否認。由于舉報人推翻口供、證據不足等原因，此事后來不了了之。幾年后，徐國健因受賄640萬元落馬，再次見到當初找其談話的紀委同志時，他痛哭流涕，稱當初受賄10萬元確有其事，如果那時候承認了、悔改了，就當不上這個省委組織部長了，也不可能變本加厲、繼續受賄，墜入違紀違法的深淵。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開展了反映黨員領導干部問題線索大起底，有線索必處置，通過對5種線索處置方式的改革，有些省份已經實現了線索“零暫存”，大量積壓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塵封線索得到了及時清理。

“有些人以為提出‘四種形態’之后，紀委的工作量變輕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的工作量反而成倍地增加了。”一位紀委同志介紹，過去紀委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后三種形態特別是第四種形態，對第一種形態運用得很少；而現在，凡信必辦，只要有問題線索都要處置，大量的問題要通過咬耳扯袖、紅臉出汗解決，因此紀委談話函詢的工作量顯著上升，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實踐“四種形態”是為治病救人而非整人處理人

【案例】

山西某市委常委李麗娟（化名）因被人舉報家中存有大量現金、長期在下屬單位報銷單據、干涉下屬單位招投標并獲取巨額利益而被省紀委領導線索處置談話。談話中，李麗娟如實向組織說清楚了被舉報的相關情況，主動向省廉政賬戶上交了逢年過節收受的禮金，主動在“三嚴三實”專題民主生活會上作檢討。

“2015年，對違反紀律的給予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20萬人，黨紀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8.2萬人。”這組數字源于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這是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創新執紀方式，探索實踐“四種形態”的具體工作，同時也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個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懲處這些黨員干部，不是為了懲處而懲處，而是為了治病救人。“懲”是為了“治”，這其實也正是“懲治”一詞本身蘊含的深刻內涵。

“有關領導曾經算過一筆賬，如果一名領導干部落馬，起碼要影響3個家庭：自己的家庭、自己父母的家庭和自己配偶的家庭。查處一名領導干部，不僅對他的家庭是巨大災難，對培養其多年的黨組織來說也是重大損失。”山西省紀委副書記郝權說，“我認為，‘四種形態’的提出，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提醒廣大紀檢干部，紀委不是黨內公檢法，紀委查誰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要問題沒有嚴重到涉嫌違法犯罪的地步，我們在黨內都要把調查對象當成黨內同志看，要以挽救為主，提醒幫助其及時悔改。”

一名被線索處置談話的某省廳長先后被該省紀委領導談話5次才如實交代問題。他告訴記者，第五次談話時，他突然意識到，組織上已給了他太多的機會，如果不是“治病救人”，紀委領導根本沒必要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談話到深夜，用一個又一個身邊的實例教育、感化自己。最終，他放下了心理包袱，坦承自己曾收受某事業單位禮金的情況，寫出了深刻檢查并主動退還了禮金，組織上作出了結處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領導干部，在被舉報與某女干部存在作風問題、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后，組織多次找其談話了解情況，他卻矢口否認，不珍惜組織多次給予的教育挽救機會，最終因嚴重違紀受到“斷崖式”降級的處理。

“中央紀委正是要通過這些典型案例向廣大黨員領導干部釋放信號，找你談話不是要整誰、和誰過不去，而是要將這種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改正了就仍然是好同志，執迷不悟者則必將受到懲處。”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評價。

執行“第一種形態”，靠紀委也靠黨委

【案例】

2015年9月6日，中央紀委轉發河南省委關于免除新鄉市委原書記李慶貴職務的通報，李慶貴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新鄉3名廳級領導干部被省紀委立案查處，李慶貴因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不到位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領導職務。據介紹，新鄉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書記、市公安局原局長孟鋼在干部調整中向其行賄，李慶貴既沒當面拒收，也未向組織報告，仍在換屆中向上級組織推薦了孟鋼，只是隨后將錢上交廉政賬戶。另一次，新鄉市政府原副市長崔學勇經他推薦得到重用，他雖掌握對其舉報的材料，也在崔學勇辯解中聽出矛盾，卻并未深究。這些干部先后被查處。

李慶貴被處分后，有人認為其并非本人被查出貪腐情況，因“班子成員生病，班長跟著吃藥”而為其“抱屈”。李慶貴成為首名因任期內班子成員連續腐敗而被追責并公開通報的市委書記，相比一些大案要案，這次處分僅為黨內警告，但威懾一點不比大案小。新鄉市委一位常委說：“孟鋼的腐敗問題，當時已是公開秘密，街談巷議，人人共知，誰也沒給他拉拉袖子，反倒成了一種習以為常，不以為然。在這個位置上，而不承擔這個責任，就是失職。”另一位市委常委也表示：“好人未必是好官，不愿得罪人，維護一個，失去一片。對照自身，同樣要反省。”

一位紀委干部分析，執行“四種形態”中的“第一種形態”，不僅靠紀委也更要靠黨委特別是“一把手”發力。以李慶貴為例，如果他發現孟鋼、崔學勇的問題時能夠及時咬耳扯袖、紅臉出汗乃至當頭棒喝，而非明哲保身，這兩名干部也就不可能放任自流、繼續墮落。“任何一名腐敗分子走向腐敗深淵都是有跡可循的，為什么在出現苗頭性問題時沒人拉一把？干部犯錯誤，組織有責任。這個主體責任就應該向黨委‘一把手’追究，而且不能因為其崗位變動而放松，要一追到底，形成震懾，倒逼黨委切實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這位紀委干部說。

人們注意到，在山西，省委從壓實主體責任的高度，研究提出了省委書記擔當第一責任人的責任、省委常委帶頭對分管領域省管干部輕微問題線索進行談話處置、紀委書記嚴格落實監督責任并抓好組織協調工作等相關工作機制和流程。一年多來，省委書記王儒林帶頭談話，省委領導帶頭一共談了147人。

高波指出，“黨委班子特別是‘一把手’對一個單位或地區的示范帶頭作用非常明顯，只有切實落實主體責任，讓‘一把手’能夠帶頭拉下臉來咬耳扯袖、紅臉出汗，讓執行‘第一種形態’在本單位本地區成為常態，并逐漸在整個黨內形成慣例，才能使得8700多萬黨員這整片‘森林’擁有自我凈化的能力，從而實現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