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提“打假” 今年究竟新在哪兒？

在基層扎根40多年的民警郝世玲代表，日常工作中接觸過不少假藥、假酒案，對假貨深惡痛絕。

幾年前，她所在的陜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勞動南路派出所破獲了一個為了延長面食保質期而往面條里加甲醇的案子，至今讓她咬牙切齒：“含甲醛35%到40%的水溶液通稱福爾馬林，對人體危害非常大。”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依法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郝世玲代表在此處做了一個重點標記。

“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工人日報》記者梳理發現，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連續6年提到打假。2014年的報告提出：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繼續開展專項整治，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行為。2015年的報告提出，嚴肅查處制售假冒偽劣行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2016年的報告提出，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假售假行為。2017年的報告提出，嚴肅查處假冒偽劣、虛假廣告、價格欺詐等行為，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讓群眾花錢消費少煩心、多舒心。2018年的報告提出，決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決不允許執法者吃拿卡要。

一些代表委員認為，從政府工作報告歷年對于打假的不同表述來看，政府對于打假的態度越來越嚴厲，這彰顯了打假的決心，也是民心所向。

“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是今年報告關于打假的一個新提法。對此，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表示：“我們將依法嚴格監管，實行最嚴厲懲罰，創新制度。比如，巨額懲罰制度、巨額賠償制度、內部舉報人制度，嚴格銷毀我們沒收的假冒偽劣產品，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今年將重點打擊食品、藥品，以及兒童、老人用品等領域假冒偽劣行為。

實際上，加大對造假者的懲罰力度是近年來代表委員們一直呼吁的。浙江省高院副院長朱新力委員在去年的兩會上就曾建議設立更嚴的懲罰性賠償措施，讓造假者“一次造假、終身負債”。

郝世玲代表今年則帶來了讓制假行為直接入刑的相關建議。

為何要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

貴州盤州市淤泥鄉巖博村黨支部書記余留芬委員對“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這個新提法連連叫好，她對此感受頗深。

余留芬委員所在的巖博村2000年時，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1/3的村民沒過溫飽線。她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之后，整合村里十幾家生產戶建立了巖博小鍋酒廠。

近兩年，該酒廠生產的“人民小酒”迅速熱銷，但是也隨之出現了很多山寨品。該酒廠還遭到了這些山寨廠商的惡意競爭。

這位女支部書記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心血被仿冒，多次流下眼淚。在她看來，假冒產品屢禁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違法成本太低。罰款對于造假者來說，就是“罰酒三杯”。

據媒體報道，有權威研究機構對近6年的假貨犯罪相關罪名裁判文書進行了分析，發現在司法實踐中，有明顯的輕緩傾向：被判處拘役而適用緩刑的達48.5%（7317人），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判處緩刑的比例達60.19%（47787人）。

對造假的處罰力度不夠還有一些客觀原因。郝世玲代表在基層執法過程中發現，假貨認定難、執法周期長、成本高的問題普遍存在。

據悉，目前執法部門在查處仿冒團伙時往往需要現場認定銷售額才能確定是否觸犯刑法，但仿冒團伙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具備了反偵查意識，通常將貨物、商標分離，分散生產、售前組裝，訂單化生產假貨而不囤貨，減少被查獲的假貨貨值，規避刑事風險。此外，對于一些線上售賣的造假者，受害企業由于缺乏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往往很難掌握仿冒團伙的實際銷售金額，也無法追蹤到制售假貨的源頭和相應團伙的真實身份。

如何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

采訪中，加大對造假者的懲罰力度，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已經成為很多代表委員的共識。他們紛紛支招——

郝世玲代表建議，提高制售假貨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貨入刑門檻，讓制假行為直接入刑。其中，對涉及食品藥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從重處罰，對屢教不改的累犯慣犯從重處罰。

“將制假被起訴者申請列入失信人名單。”余留芬委員建議，要像抓酒駕、治老賴一樣加大對造假者的懲處力度，限制其坐飛機、高鐵，限制其自由，才能真正讓制售假者感到疼痛，從而起到有力的震懾作用。

不過，代表委員們也意識到，打假是很大的難題，僅靠單方面難以解決，必須社會各界聯合行動。

天津市律師協會會長楊玉芙委員認為，應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各方參與的保護知識產權，打擊制假售假的體制機制，綜合運用推廣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的新技術、新模式，確保制假售假者無處藏身。

余留芬委員也認為，數字經濟時代，應借助新技術創新打假方式，加大對電子證據認定的實踐應用，對造假者實施精準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