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有何特殊的精神因子

■自古至今，“小揚州”“小杭州”“小蘇州”“小上海”等別稱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這種活躍的“小某某”文化現象，既是衛星市鎮與中心城市之間存在聯動合作關系的一種表現，更有見賢思齊的競逐意識。事實上，歷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蘇州，小的如無錫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

■研究面向社會、關心現實的經世之學，是江南文化對傳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學術態度的某種修正。近代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種先進思想的宣傳基地，進一步將江南文化中的敢為人先、經世致用、興亡有責等精神因子揮灑得淋漓盡致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外來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是“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地帶，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和全方位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今天的長三角城市群在我國城市發展中之所以獨具特色，與江南文化密切相關。江南地區特有的政治經濟、人文地理、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和精神范式，不僅決定著長三角城市群的現在，而且必將影響到長三角一體化的未來。然而，僅僅意識到文化儲量豐厚、傳統相關度高是不夠的，下一步的關鍵是如何在返本開新的基礎上，實現江南文化的重建與當代轉換。

見賢思齊：

古今多少“小揚州”

長三角地區是當今我國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體系最為完備的一個區域。各具特色的小城鎮星羅棋布，城鎮分布密度達到每萬平方公里80多個，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這種中小都市（市鎮）的密集出現，是唐宋時期江南地區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表現，并在明清時期達到一輪高峰，發揮著重要的經濟和文化職能。

同時，江南城市體系下層的重要性和厚度，即中小都市（市鎮）的興盛，與改革開放之后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蘇南模式”有著歷史承接關系。這是長三角城市群現今的突出特征之一。其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江南城市（包括市鎮）稱謂上“小某某”的普遍應用。

以“小揚州”為例，儀征因為鹽務的緣故，商賈作派和文人風氣與揚州相通。厲惕齋《真州竹枝詞》云：“敢說吾鄉渾不俗，君來又住小揚州。”高郵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氣息頗似揚州，故王虎卿《珠湖竹枝詞》云：“莫笑一州如斗大，而今已作小揚州。”泰州在晚清一度是東南政治經濟重鎮，朱寶善《海陵竹枝詞》云：“眼底煙花太寥落，淮南賴有小揚州。”

不僅“小揚州”，自古至今“小杭州”“小蘇州”“小上海”等別稱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這種異常活躍的“小某某”文化現象，既是衛星市鎮與中心城市之間存在聯動合作關系的一種表現，更有見賢思齊的競逐意識。事實上，歷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蘇州，小的如無錫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等等。

重商崇文：

專精一技，皆可出名

江南文化價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與江南城市新型工商業經濟的興盛是相統一的。城市精英群體由士人和富賈相結合，造就了江南城市文化中重商崇奢的社會風氣。江南人講究飲食和衣飾、喜歡建造精致的園林，《三言二拍》之類描寫市民生活的讀物在江南很容易找到讀者，袁宏道等人講究享樂的學說亦受到追捧……這些都是江南文化重商崇奢的具體表現。

這種重商崇奢、追求現實世界享樂和幸福的精神，不僅與導致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所謂新教倫理精神有悖，而且與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重儉惡奢倫理觀念相沖突。明代學者陸楫對江南城市中重商崇奢文化基因促進工商業繁榮有過精彩的論述：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于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

與重商崇奢相表里的是工商技藝的發達。明清時期，江南人普遍重視日用技藝。專精一技，不但能獲利，也能出名，即袁宏道所說“凡藝到精極處，皆可成名”。那篇收入中學課本的《核舟記》，膾炙人口，生動地描繪了江南精妙絕倫的雕刻藝術。除此之外，蘇繡、顧繡、南京云錦、常州梳篦以及各色繡衣、繡鞋、地毯、絲毯、編織，乃至玉器、湖筆、剪紙、燈彩、泥塑、紫砂茶壺、蘇式家具等，在江南都發展到極致，讓人嘆為觀止。

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伴隨全球化過程而得以影響全世界的中國瓷器、茶、絲綢，其制作技藝與精品、名品皆公認出產于廣大的長三角地區。這絕非偶然的。

事實上，江南文化的重商傳統，敢于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敢于“言利言色”，敢于沖破傳統，日后在海派文化中都得到了揚棄和繼承，并根據時代的發展予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代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本身就是一個品牌，由其生產的商品以質量優良著稱，產品遍銷全國乃至全世界，與這一文脈的延續不無關系。

開放包容：

吸收城市移民，吸納異質文化

江南開放包容的群體心態，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對城市移民的吸附，二是對異質文化的吸納。

概莫能外，城市化的進程通常意味著對外來移民的吸附。這種對外來移民的態度，考驗著一種區域文化的高度。江南文化無疑是其中的典范，其城市社會始終保持著高度開放包容的群體心態。

明清時期的江南中心城市蘇州，不僅僅是江南地區移民的匯聚之地，其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寧、太平、寧國人氏……總計約有二萬余人”，硝皮業工匠也多為江寧人，紙匠來自江寧、鎮江，冶坊工匠則多為無錫、金匱兩縣人。同時，蘇州還是全國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錦公所各要總目補記》記載：“吾蘇閶門一帶，堪稱客幫林立……如鮮幫、京莊、山東、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溫臺州幫……長江幫等等，不下十余幫。”其中，僅聚居于南壕一帶的福建客商，人數就多達萬人以上。此外，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來居住。“吳為東南一大都會，當四達之沖，閩商洋賈……半行旅也”“開張字號行鋪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

開埠以來的上海，更是由國內外移民構成的國際性大都市，號稱遠東第一大都市。生活在近代上海的外國人，來自世界各地，最多時達到58個國家，超過15萬人。這些來自異域的人也將上海視為自己的家園，甚至還創造一個英文詞匯“Shanghailander”，表達了他們將上海視為家鄉的一種認同感。

江南文化還是兼容并蓄的代表。時至今日，江南文化歷經了許多文化融合過程，大略先是吳文化和越文化的交融，繼而是與中原文化的整合。特別是，在中原文化主導下，儒教（學）、佛教和道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排斥、沖突；但兩宋以后，江南文化中的儒釋道三教開始互相融合，成為“和合共生”的一次成功實踐。最后是對西方文明的碰撞、吸納。現在我們所說的江南，可以說是中國的江南，也稱得上是世界的江南。

理性務實：

倡導經世致用，崇尚科技之學

研究面向社會、關心現實的經世之學，是江南文化對傳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學術態度的某種修正。

宋元時期，江南地區的永康學派與永嘉學派都主張事功之學。明代，東林黨人主張“不貴空談貴實行”。那副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為當時讀書人關心社會現實的生動寫照。浙江余姚的王陽明創心學，主張知行合一。江蘇昆山的顧炎武寫出《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名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倡導經世致用之學的杰出代表。清代，唐甄所著《潛書》，對社會積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評，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頁。

晚清時期的江南更是人才輩出，馮桂芬、王韜、沈毓桂、馬相伯、馬建忠、薛福成、李鳳苞、吳宗濂、張元濟等痛心于國家衰落，致力于救亡圖存的各種實踐。近代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種先進思想的宣傳基地，進一步將江南文化中的敢為人先、經世致用、興亡有責等精神因子揮灑得淋漓盡致。

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學方面，江南學者非常突出。晚明時期，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西方自然科學，包括天文、數學、地理等。中國興起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潮，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其中，徐光啟是上海人，李之藻、楊廷筠是杭州人。

有學者曾對明末以后科技學者的分布情況作過一個統計：阮元等人所編的《疇人傳》（包括續編、三編與四編），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數學方面的學者220人，籍貫確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蘇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過10人。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這充分說明江南地區科技人才眾多而密集。2000年，全國科學、工程兩院院士人數，按城市排名，前十名依次為：上海（84）、蘇州（83）、寧波（70）、無錫（65）、福州（49）、紹興（45）、常州（43）、杭州（41）、北京（36）、嘉興（30）。除了北京、福州，其余都在江南地區。

總之，理性務實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現在江南地區知識分子鮮明的經世致用、崇尚科學的思想取向上，另一方面也真實地表現在江南地區民眾的勤勉務實、精明重利的生活態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