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放水長征路”說法站不住

    有關蔣介石 “放水長征路”的說法，近年來影響頗廣。 “放水”紅軍就是為逼引紅軍入川，以便于中央軍和中央勢力名正言順地跟蹤入川，從而達到一統黔、川的目的。這種說法強調中央紅軍1934年10月能夠突圍，主要是蔣介石在軍事和政治上精心密謀、巧妙安排、暗中誘導和武力逼迫的結果。但是，通過史實的考證和辨析，會發現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放水”說是怎么來的 

    紅軍長征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放水”的結果，這種說法其實并不新鮮，甚至由來頗久。 1934年12月，胡漢民就曾公開刊文，指責蔣介石是刻意讓紅軍西去以加重西南方面之困難，“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 1960年代著名學者唐德剛為李宗仁做口述回憶時，李宗仁也認為，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能突圍西去，要么是中央軍根本沒有能力消滅紅軍，要么就是蔣介石“有意為之”。 
    對于這段歷史，其實長期以來在學術界并無多少分歧，絕無“放水”一說。然而從1990年代末以來，蔣介石之子蔣緯國卻提出了突出強調蔣介石戰略謀略能力的新觀點，即所謂“放水”說。 
    依據蔣緯國的說法，蔣介石非常清楚“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也早就想到“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但如何才能統一當時鞭長莫及的西南以及西北各省，同時又不讓蔣介石非常尊重的那些地方實力派自相殘殺，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呢？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把江西的紅軍趕去西南乃至于西北，然后中央的力量在“剿匪”的名義下一路跟進，為避免地方受損，也不去打紅軍，而只是逼著他們經過西南，再去西北，“要逼他們到陜西后就范”。據此，蔣緯國提出：“當時與其說是（對江西紅軍）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我們也正是因為隨著共軍進入云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 ” 
    蔣緯國提出此說，卻從未做過具體的史實研究。別的不說，蔣緯國對當時一些最基本的歷史背景，就既缺了解，也少經驗。如蔣緯國所稱蔣介石壓迫江西紅軍進入四川，是為便利中央軍得以名正言順地進軍四川等觀點，明顯是不了解在江西紅軍進軍西南之前，先后早有三路紅軍分別挺進到西南，包括進到四川的情況，其中僅紅四方面軍就有四五萬人。 1934年9月，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因接連兵敗通電辭職，四川紳耆名流即已聯名請求南京派兵入川。兩個月后，劉湘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進京正式請求中央派兵，蔣介石即決定派胡宗南部由陜甘入川。由此可知，中央軍如不受到江西紅軍的牽制，早就可以借口出兵西南和四川了。 
   

                        蔣介石是壓迫紅軍“西竄”嗎？ 

    要證明蔣介石有無 “放水”意圖，其第五次“圍剿”計劃是否存在“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的部署，卻是一件非考察清楚不可的事情。 
    第五次“圍剿”大不同于以往“圍剿”。其主要之點，就在于這是一套新的戰略、戰術和戰法，基本要點就是要“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節節筑碉，逐漸縮小包圍”。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蔣介石此次施行的“穩扎穩打”的推進策略，效果都是明顯的。部隊推進雖慢，但既沒有出現大進大退的情況，也再沒有出現以往“圍剿”所遭遇到的那些慘重損失，確實做到了“步步為營”。至1934年9月底10月初，蔣介石已經很清楚勝利在望了。他為此就幾度公開電告各方，宣稱“贛匪則已屆最后掙扎時期，最短期間必可搗破匪巢，我各路圍剿軍現已一切準備完成，復值秋高氣爽，實為進剿最便之時機。倘三個月內時局不生枝節，則殲滅贛赤饒有把握”。 
    事實上，蔣介石及南昌行營并非沒有預計到紅軍突圍，包括“西竄”的可能。在其相關計劃和部署中一直就非常重視南線和西線的防御問題，并依據預先劃定的縱橫幾條防線，依次擴大封鎖和圍殲范圍。緊接著，南昌行營基本確定紅軍主力的“西竄企圖”后，也是依照既定方針依次提出：“在殲匪于第一線以東地區已不可能時，自應殲匪于第二縱線及萬、遂、汾橫線中間地區。 “萬一第二縱線仍被突破，即應考慮在第三縱線內圍殲之可能。 ” 
    就實際情況看，即使到1934年10月底11月初，在得知紅軍大部已入湘境后，蔣介石并未考慮到尾追紅軍入黔的問題，更沒有設想過尾隨紅軍入川的問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各路軍指揮官，不惜一切犧牲，“務將西竄匪徒聚殲于湘江以東地區，勿使漏網”，并未見其有尾隨紅軍進入貴州和四川的具體設想與部署。而最后中央軍進入黔、川，完全是局勢變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