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李健吾談《圍城》

    《圍城》從1946年2月出版的《文藝復興》一卷二期上開始連載，在該期“編余”中健吾先生寫著：“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載譽士林，他第一次從事于長篇小說制作，我們欣喜首先能以向讀者介紹。”這簡短幾句話也許是有關《圍城》最早的評介文字。 

    《圍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為“晨光文學叢書”之一出版。《圍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 

 　 1981年3月號《文藝報》刊發了李健吾的《重讀〈圍城〉》的“感慨”，他說：手里捧著《圍城》，不禁感慨系之。這是一部諷刺小說，我是最早有幸讀者中的一個。《文藝復興》 刊物以發表這部新《儒林外史》為榮。我在清華大學當西洋文學系助教時，就聽說學生中有錢鍾書，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韓愈專家錢基博的兒子，家教甚嚴。我們相識還得感謝同學兼同事的陳麟瑞。他家和陳家（即柳亞子的家，陳麟瑞是柳亞子的女婿）住在一條街上，兩家往來甚密，經陳介紹，我家便和他家也往來起來了。他是個書癡，幫我們兩家成為知友的還得靠他溫文爾雅的夫人楊絳。我演過她的喜劇《稱心如意》，做老爺爺，佐臨擔任導演，卻不知道她丈夫在閉門謝客中寫小說。其后勝利了，西諦約我辦《文藝復興》，我們面對著他的小說，又驚又喜，又是發愣，這個做學問的書蟲子，怎么寫起小說來了呢？而且是一個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關心世道人心啊。

　　李健吾認為評價《圍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創作《圍城》的本意，他說：《圍城》本意是什么呢？這謎不難解釋，就在書里，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了一句英國古語，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鴻漸搖頭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這不用問，你還會錯么！”

　　慎明道：“不管它鳥籠罷，圍城罷，像我這種一切超脫的人是不怕圍困的。”

　　整個情節，如果這里有情節的話，就是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與跳脫，而這個平常的情節又以一個不學無術的留洋生回國后婚姻變化貫穿全書。這個留學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鴻漸。

 

李健吾（右）與錢鍾書

 

　　健吾先生認為《圍城》里姿態變化的情節本身是“處在一個抗戰時期的大時代里”，因而作者對眾多人物的刻畫富有深刻的社會寓意，他說：人民和學校流離失所，逃難者有之，茍茍蠅蠅者有之，發國難財者有之，變化離奇而尋常，對國統區是最大的諷刺，對高等教育事業與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這里一怒而去，蘇小姐成了香港、重慶之間的投機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壞，勢利校長耍陰謀手腕，方鴻漸心情惡劣，孫小姐和他結婚與離婚，這就是方鴻漸的“命也夫！命也夫！”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圍城》！一場圍城之戰委婉敘來，極盡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動蕩不安的國家大事，抗戰乏術，逃難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無門。而作者清詞妙語，心織舌耕，處處皆成文章。淪陷區的真實情況，歷歷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話家常。

　 《重讀〈圍城〉》發表后，健吾先生又談起一些有關《圍城》的舊事。《圍城》連載期間，振鋒先生和他都聽到文藝界一些人對這部小說的好評，吳組緗先生當時在南京，曾寫信給他，說錢鍾書學問做得好，但在《圍城》里不賣弄學問，是在寫人物。《圍城》初版時，出版人在推薦這部小說的廣告中說：“這部長篇小說去年在《文藝復興》連載時，立刻引起廣大的注意和愛好。人物和對話的生動，心理描寫的細膩，人情世態觀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筆，寫得飽滿而妥適。零星片斷，充滿了機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說的氣氛卻是悲涼而又憤郁。故事的引人入勝，每個《文藝復興》的讀者都能作證的。”健吾先生說，這段文字他是參與推敲寫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