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魂國魄——專家解析中國的玉器和玉文化

　　玉鸚鵡 資料圖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

　　玉是中國古代文化有別于其他地區古代文化的顯著特點

　　中國是玉的國度。如果從興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算起，中國制玉的歷史已經延續了七八千年。從某種意義上說，玉是中國古代文化有別于其他地區古代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世界上有三個地方以玉器的制作聞名，即中國、中美洲和新西蘭，但中國延續時間最長，分布地區最廣。夏鼐先生主要根據婦好墓的出土玉器，把商代的玉器分為“禮玉”、武器和工具、裝飾品三個類別。

　　此次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展出的夏商時期玉器，有幾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基本都是歷年來科學發掘出土的玉器；第二，除了狹義的中原（陶寺、二里頭、花地嘴和婦好墓）地區，還將西北地區（新華和石峁）、黃河下游地區（蘇埠屯和前掌大）和長江流域（大洋洲和三星堆）許多遺址的玉器放在了一起；第三，除了玉器，跟玉器密切相關的少數其他物品比如禮用石器、綠松石器、銅器等，也一并展示；第四，不同地區的玉器，也無非是上述三種玉器：“禮玉”、武器和工具、裝飾品。把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玉器放在一起展示，可以更清楚地觀察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各地區之間日益密切的文化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在夏商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峰。各地區玉器在類型、工藝和紋飾上的可比性，就是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以來各地區持續不斷交流互動的結果。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此得到充分體現。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晶：

　　商代玉戚的功用根據裝柄方向的不同而異

　　《說文解字》稱：“戚，戉也。”《詩·大雅》傳云：“戚，斧也。”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的字形演變和辭例驗證兩方面認定：戚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鉞，即兩側有齒牙形扉棱的鉞。于是，玉戚作為玉鉞的一種特殊類型，在上古兵器史中一直被視為儀仗性的短兵器，這一認識幾乎成為定論。但近些年的考古發現，提供了不少玉戚的新資料，使我們有可能對玉戚的功用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商代的玉戚，集中出自河南安陽殷墟一帶，在河南鄭州商城、羅山莽張和四川成都金沙及湖北武漢盤龍城等地也有一些零星的發現。玉戚的形制，大體上可以歸為長方形（包括方形）和璧形兩種形態。從形制特征與出土位置來看，玉戚的裝柄應有橫向和縱向兩種方式：橫向裝柄，即將柄的上端一側同戚身連接在一起，使鋒刃朝向一側；縱向裝柄，即把柄的頂端同戚身連接在一起，使鋒刃朝向上方。

　　在系統梳理玉戚資料的基礎上可以推定：橫向裝柄的玉戚應屬于儀仗性的短兵器，縱向裝柄的玉戚應屬于儀仗性的長兵器，至于不裝柄的玉戚或許應為一種祭祀用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

　　三星堆與金沙玉文化是夏商玉文化在古蜀的延續與發展

　　通過對三星堆玉器與金沙玉器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玉文化的總特征是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在西南古蜀方國的延續與發展。其主要表現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承襲了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的傳統；第二，產生了適合于古蜀國文明社會發展的一大批玉器新品；第三，玉器在祭祀活動中的使用空前興盛。

　　三星堆、金沙玉器中作為祭祀用品及儀仗用具的牙璋、牙璋形戈，形制多樣、數量空前，顯示玉器在當時的祭祀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牙璋原本是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這種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并沒有被商王朝繼承，卻在川西地區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國文明社會中得到了蓬勃發展。牙璋流傳到成都平原的過程，不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傳播，更反映了二里頭文化一支系人群的遷徙。

　　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鄧淑蘋：

　　夏朝晉陜高原的玉文化體現了華東和華西玉文化的交融

　　夏朝出現以前的四千年前，便已經形成了華東、華西玉器文化的地域差異。華東先民崇拜動物精靈，他們以美玉雕琢想象中神靈動物的造型和紋飾，來作為溝通人、神的禮器；華西先民從觀察天象變化、寒暑更迭、晝夜輪替、植物榮枯等現象后，發展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和“同類感通”的哲理，他們將美玉雕琢成光素圓璧、方琮，用作感應神祇祖先的禮器。

　　而晉陜高原則位于廣袤華西的最東一片，是華西、華東文化交流區，其出土的玉器多屬于夏朝時期，因此其玉器顯示出四個面相：第一，與齊家文化相似的“坑埋玉器”傳統；第二，制作出融合東西雙方元素的玉琮，并效仿華東、華西玉器文化用圓璧改制出仿華東牙璧、仿華西聯璧；第三，擅長用墨玉制作殺伐力強的玉兵器——牙璋、長刀等；第四，是具象與抽象“華東式神祖”的西進，暗示著上古東夷族系遷徙。

　　夏朝時期，晉陜高原的玉文化，既有交融，又有創新，是中國上古玉文化重要的發展時段與發展區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王毅：

　　夏商玉器及玉文化與古蜀王國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中國的玉器及玉文化伴隨歷史的腳步，已走過了漫長的8000年。在新石器時代，玉是溝通天地的使者；夏、商、周三代，玉融入了國家禮樂體系；秦漢以后，玉更成為修身喻德的象征。在各個歷史時期，玉器雖呈現不同的時代特征和意涵，卻與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發展主線緊密相扣，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演進歷程的重要途徑。

　　夏商時期，中原王朝的國家制度逐漸形成體系，社會形態發生劇變，王權與軍事政權取代巫覡神權，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構成。夏商時期的玉器顯然廣泛吸收了新石器時代玉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以兵器儀仗類為主的玉禮器群，這些精美的玉器既是當時社會宗教思想、禮儀規范的代表與象征，又是手工業技術、審美意識、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國玉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高峰。

　　夏商玉器及玉文化與古蜀王國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在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祭祀遺跡中大量出土的玉璋、玉戈、玉琮、玉鉞、玉璧等明顯受到中原夏商文化的影響。從玉器的造型、數量、年代等方面去分析，可以感受到隱于其后的深刻文化聯系。牙璋是夏時期最重要的玉禮器之一，在商、西周時期中原地區已經衰落，卻在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社會中得到了弘揚與發揮。玉璋在古蜀文化禮制系統中大量使用，并保留傳承很長時間，玉璋甚至成為古蜀文化的代表性因素向周邊施加影響，以至于可能傳播到了我國兩廣、越南北部等地。由此可知，玉器在中原文明與周邊文明的相互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為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形成以及古蜀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特殊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