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還處于落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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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冬天，中國恢復高考，正在河北省圍場縣下鄉的樊綱參加了第一屆高考，并考上了河北大學經濟系。

40年后的5月22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辦公室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談起自己的經歷，樊綱笑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表示，自己的個人命運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息息相關。在1978年以前，他下過鄉，挨過餓，至今對那段經歷難以忘懷，這也成為他選擇經濟專業的主要原因。

“當年，中國經濟經歷了十年文革，受到了極大的摧殘，體制越來越僵化，生產力每況愈下，到1975年、1976年的時候，幾乎跌到谷底。”當時的一個細節，樊綱至今歷歷在目——他到一個農戶家中，看到這家的男主人躺在床上，他問這個男人為什么不去干活，對方說，因為家里只有一個人的糧食，只能讓兒子吃飽飯出工。

樊綱開始了思考：之前所有的宣傳都是說人多了就應該創造更多價值，可是為什么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創造的價值卻越來越少，越來越吃不飽飯？帶著這樣的疑問，樊綱對經濟問題產生了興趣。

按道理，正常一學年是9月份開學，但樊綱這一屆大學生3月份就正式開學了。“現在想一想，當時中國的領導人連半年都不愿意再等了，中國太需要人才了！”樊綱說。

本科畢業后，樊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習西方經濟學，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國民經濟研究所學習。

如今中國經濟的發展舉世矚目，可在當時卻完全不被世界關注。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看到大家研究各國經濟，卻沒有人研究中國經濟。他問當時研究所主任，什么時候會有研究中國的課題。那位主任是剛卸任不久的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的回答十分“量化”：“什么時候我們從中國的進口占到美國全部進口3％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中國課題。”

彼時是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規模依然很小，樊綱在美國見到的唯一一個Made in China的東西，就是在一家雜貨店看到的一個藤編的筐。

連續十年的學習，特別是走出國門的兩年，樊綱接觸到哈佛大學一些更高級的經濟學課程，這段經歷讓他受益匪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開放的進程去學習知識，也許我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也許永遠也達不到那個程度。”樊綱說。

回國后，樊綱留在社科院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開始了新的一輪改革開放，一些政策討論變得更加活躍，樊綱也開始以一個研究者的身份參與其中。

1991年，他的論文《灰市場理論》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在這篇寫于1988年的論文中，樊綱將現實中存在的那一類既不是按照國營商業流通的原則和方式進行的，也不是按照競爭市場的原則和方式進行的物品交易關系稱作“灰市場”。

這種以“走后門”為基本特征的活動，導致了在物價上漲的同時供求關系長期得不到根本的調整、短缺持續存在，就是因為灰市關系本身導致“短缺集聚” “供給剛性”。如果認為灰市場應該取消的話，就要從根本上取消舊的定價制度本身——不僅僅是取消一種價格或一種價差，而是革除這種價格所體現的一整套經濟機制。“‘后門’堵了多少年，卻越堵越大的原因就在于，后門賴以存在的客觀經濟條件仍然存在, 并且在某些環節上還有所發展。”樊綱在文中這樣寫道。

如今，中國的市場經濟日趨成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在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那篇文章中分析的汾酒換云煙的例子，已經不存在了，如果有一種商品供不應求，價格就會提高，這說明市場機制開始起作用，這一類問題解決了。”樊綱說。但他也認為，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灰市場依然存在，“利用公權謀私利這種行為，仍然存在，通過反腐敗有所減少，但同樣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減少公權。”

樊綱的研究不僅是分析問題，也積極參與如何解決問題的討論，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90年代初，國企改革成為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理論界一個熱點。樊綱認為，當時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國企改革并不容易，于是提出先發展民營經濟的思路，“當國企改革難以推動的時候，可以改變經濟結構，先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做大了，就會給國企改革創造條件。”盡管后來這一理論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遭到了一些質疑。

“我從理論和數據分析中看到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向，至于是不是被接受，那是政府的事情。”樊綱說。

作為經濟學家，樊綱認為，應該對改革開放四十年進行回顧反思，利用好這一段的發展經歷，作為研究的一個樣板來發展思想和理論，使人類關于制度改革的理論和經濟發展的理論更加豐富。

有效的制度是改革最重要的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獲得的最重要經驗是什么？

樊綱：40年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們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經濟學原來是經濟學一個較小的分支，大家都不太重視。后來就有一批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對歷史進行了研究，從中世紀農業社會城邦經濟逐步發展，市場資本主義興起工業化等等，研究制度變遷的過程。

為什么制度會變化？是因為要追求更高的效率。在現實中，如果改了一些制度，效率就可以得到改進，在中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有幾大要素，資本、土地、勞動、技術等，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的兩三年內，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技術還是那些技術，其他條件都不變，只是變了一個制度，從過去的生產隊變成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就解決了溫飽問題。

所以，真正有效率的制度改進，就能帶來經濟增長�，F在我們講發展經濟學，講增長理論，已經將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要素，遇到問題的時候，就想想是否制度出了問題，通過改進制度，一定能夠改進效率。

中國新聞周刊：什么樣的制度才能稱之為有效率的制度？

樊綱：所謂制度，就是一套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規則，一套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的規則，是各方面利益的兼容。比如一些關鍵的技術，中國政府在科研上投入很大，但投入產出比卻很低；反觀發達國家，之所以這么多年來一直保持技術優勢，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關于知識產權的制度。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出了一個法案，規定即使是政府出錢做的科研，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也可以歸研發人員個人所有，甚至成為可以資本化股權化的一種產權激勵。有了這樣一個制度，不僅對科研人員有了很大激勵，而且一系列風險投資就可以進入資本市場開始發揮作用。

所以，當發現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想想是不是在制度上出了問題，要形成一個機制，并不斷地更新發展，才能夠立于不敗之地。

中國新聞周刊：但如何讓制度有效率本身就是一個難題，可能需要不斷地試錯。

樊綱：的確，制度改革能帶來效率，但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件很難的事情。

首先就難在即使是再不好的制度，也有既得利益者，比如壟斷。大家都說壟斷不好，但壟斷者就是既得利益者，要想打破這種既得利益，就會遇到至少這一個人的阻礙。

那么如何打破這種阻礙？如何使既得利益者也能夠接受改革？這些都是改革需要解決的。包括雙軌制的過渡，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甚至是補貼。比如當年中國取消糧票之后，城市里的人都拿到了一定的政府補貼，這些措施都是用來減少既得利益者的損失，使大家更好地接受改革。

其次，制度是可以試錯的。我朝著一個方向改了，但是改完之后還可以不斷地調整，但基本的方向應該是以問題為導向：看到哪些問題？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用什么樣的方式使得當事人能夠接受這個方案，能夠接受這個改變？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分析的。

在這個過程中，怎樣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障礙？怎樣建立一個好的制度？怎樣使制度能夠順暢地運行，這些都需要通過一定的試錯。中國這些年的改革，其中一大經驗就是，我們的改革都是有試點的，通過試點發現問題，然后推出一個相對來講比較穩定的制度。

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可能就能起到一些作用。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各級政府官員也都更加愿意聽大家的意見。我們的決策科學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逼出來的。以前經濟很簡單，問題很簡單，官員自己就解決了；現在越來越復雜，就需要智庫，需要學者，需要大家來共同分析。

中國新聞周刊：從你的角度，作為經濟學家，在改革決策中將如何發揮作用？

樊綱： 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具體怎么做是你們政府官員的事情。作為學者，我只是提供一種方向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但在執行過程中，政府官員還要考慮更多的問題，比如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外交問題，要把各種問題都綜合起來，去一一落實。

這客觀上也是一個分工，學者去分析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向，提出一個大的思路，政府有關部門再結合方方面面的問題，將它具體化，最終落地。這同時也是一個機制，使我們思考的問題更寬廣，但又不失可行性。

所以改革40年，我們的決策機制，包括各種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的決定機制，都是在經歷了很多的改革之后，決策不斷科學化的過程。

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知識和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這40年，也是開放的40年，開放為中國帶來了哪些改變？

樊綱：剛才一直講的都是改革，但開放的好處也不可忽視。實際上，中國這40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開放。因為開放帶來知識，包括制度的知識，只有中國開放了，才知道別的國家是怎么做的，可以參照別的國家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方案。

實際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派了十幾個代表團到全世界各地去看，這是中國開放的第一大步驟，就是讓決策者們先到國外去看看，盡管當時還沒有用諸如“市場化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詞，但是大家知道是要借鑒學習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

后來，中國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外資來了，除了帶來資本，更是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這其中有外商獨資企業，也有中外合資企業，通過觀察他們如何經營，如何簽合同，如何開拓市場，如何做廣告，我們也學會了怎么做，對于現代企業而言，這些都是重要的知識。如果沒有開放，就需要自己去摸索，開放使我們節省了學習成本，而且也有了知識的存量，隨著知識增量的不斷增長，我們才能夠快速發展。

除了吸引外資，中國的開放還包括出國留學、合作研發、信息往來等，現在不但“引進來”，還“走出去”。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此前，中共高層也在多個場合表達了進一步開放的決心，在你看來，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樊綱：為什么要進一步開放？我認為，首先，盡管40年來，我們取得很偉大的成就，但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還處于落后地位。因此，一定要開放，要學習別人的知識與技術，要參與國際競爭，要參與國際交流，只有這樣，知識才能夠繼續增長。

其次，經歷了40年發展，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已經從一個凈資本輸入國變成了一個資本輸出國。一方面要繼續引進外資，引進知識，我們可能不缺資金，但還缺知識缺管理；另一方面我們也開始“走出去”了。不僅是中國的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的企業也開始到全球去配置資源了。要想讓別的國家對我們開放，我們也得進一步對別的國家開放。這就是國際市場上對等的原則。

中國新聞周刊：在開放的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樊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也要變得更加開放，使本土市場變成一個真正的國際競爭市場。

在這個意義上，今年確實是一個轉折點。最近一段時間的中美貿易摩擦其實暴露了一些問題，一方面中國從過去以學習為主的階段，到了以研發為主的階段；另一方面，從單方面加入全球化，轉為雙向的加入全球化，既要引進來，也要走出去，要把中國市場變成一個國際的競爭性的市場。

所以，改革開放40年也是機緣巧合，當我們成長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就開始進入下一段，出現一個轉折。但是到下一階段，過去40年的經驗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堅持改革，堅持開放，堅持思考制度問題，堅持學習全世界人們創造出來的知識，來使我們能夠更好的發展。我們過去40年是這么走過來的，今后我相信應該繼續走下去。

中國新聞周刊：改革開放40年，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還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下一步，還將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樊綱：如果說還有一些問題的話，我認為改革還不到位，很多方面的改革不徹底，很多方面的改革還在走回頭路。所以要向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包括政府今天放一放，明天又收一收。有些制度已經改革過了，卻又走回頭路，但是總的來講還是逐步地向前推進。一個好的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總會有曲折。

所以，我想說的是，第一，不要去互相責怪，要設身處地想，政府也有很多難處，要解決很多具體的問題，這也不是學者能夠解決的。第二，大家各有各的認識，各有各的角度，對很多問題的理解，也不是一兩個理論能夠影響的，而是要從實踐當中逐步體會。制度不是按照哪個教科書制定出來的，而是在實踐當中逐步發展起來。

正因為如此，我們學者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把理論講清楚，把理論能夠分析出的問題講出來，盡可能地讓大家知道有這么一套理論分析，并參與其中。但是也要看到，真正的制度建設、制度改革是實踐性的問題，我們要尊重實踐的過程，認識到實踐的復雜性，這不是理論家能夠預見到的。

我認為，下一步的方向還是通過改革制度去提高效率，通過開放來更多地利用人類創造的知識，我想這是中國發展的必然。因為我們的制度還很不完善，而且隨著新的科技的發展，新的社會的發展，制度還要不斷地改善。

因此，過去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開放還要繼續進行下去，還要進一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作用，進一步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進一步界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關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

中國越來越大，越來越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所以必須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解決問題。進一步開放的方向應該是非常明確，我們今后還要朝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