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城市圈發展：北上廣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夠大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帶來一系列建議，多管齊下探索新型城市化發展方向——

北上廣深不是太大而是不夠大 水資源人口承載率可動態調整

“大城市病”如何破解？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帶來一系列建議，多管齊下探索新型城市化發展方向。

蔡繼明 王倩 攝

3月1日，蔡繼明接受在線專訪時帶來了自己作為人大代表的多個建議，曾經擔任過三屆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蔡繼明表示，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后，他會更加注重從法理層面建言獻策。

談農村集體土地

三個建議關注農民土地權益保護

如何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順利入市？蔡繼明一口氣寫了三個建議??《關于嚴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范圍的建議》《關于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制度的建議》和《關于“增減掛鉤”的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的建議》。

蔡繼明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已經發布了一系列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文件，但是相關法律始終沒有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以致多年來地方政府凡是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涉及占用農村集體土地的，無論是否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一律都采取了征收的方式。“這樣就會導致農民土地權益受到嚴重侵害、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蔡繼明說，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比如，非公經濟的發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開發區的建設等等，這些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都促進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談網約車管理

2018年春節網約車為何供不應求

在城市化進程中，快捷便利的城市交通服務是緩解“大城市病”的重要措施，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網約車等新生事物的出現考驗著各個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網約車受熱捧的一大原因是極大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然而蔡繼明卻發現，在很多一線城市，傳統出租車的弊病已經出現在網約車上，剛剛過去的2018年春節，網約車供不應求情況尤為嚴重。

“政府忽視市場決定性作用、過度干預所導致的供需矛盾、就業空間萎縮等現象已初現端倪，原有監管機制中衍生的老問題換了個面孔又卷土重來。”蔡繼明發現，2016年7月，交通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各地制定實施細則一年多以來，許可證已炙手可熱，但從業者數量卻并沒有相應增長，出行難、打車難的局面在很多城市重現。

網約車準入門檻不應被人為抬高

針對一些地方制定過于嚴苛的細則，比如限制駕駛員戶籍、制定與安全性能無關的車輛準入條件，仍然是在用特許經營、證照管理等“老套路”管理網約車這種新業態，使網約車行業的健康發展面臨嚴重阻礙。以北京為例，全市外地戶籍常住人口約占總人口的40%，而活躍的網約車駕駛員中具有本地戶籍的人數僅有20%，車型符合細則要求的更是不到10%，如此進行限制，必將使絕大多數網約車駕駛員失去就業機會，給廣大市民出行帶來不便。

他說：“目前國內網約車的事故死亡率已經比傳統出租車降低了40%。但一些城市的實施細則仍強制要求在共享經濟參與者的私家車上安裝不必要的、與司乘手機端功能重復的固定式車載設備，并要求更改車輛的使用性質，這類要求使參與共享經濟的成本大大提高。”

談城市圈發展

北上廣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夠大

流行的觀點認為北上廣深這些超大城市都太大了、人太多了。但蔡繼明并不同意，他表示，其實北京和上海的轄區范圍嚴格說來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多個城市圍繞著中心城市組成的都市圈。而東京都市圈連成片的建成區半徑超過50公里，人口規模超過3700萬。

“截至2017年底，北京和上海管轄的人口規模分別只有2170.7萬和2418.33萬人，即使把相鄰的一些小城市也納入都市圈的統計，我國仍然沒有一個地方達到東京圈的規模，無論是人口數量、市場一體化和基礎設施的連通性都要遠落后于東京。”蔡繼明說。

水資源的人口承載率可以動態調整

蔡繼明認為，即使將水資源作為限制人口總量的天花板，人口增長也并不一定增加用水負擔。以北京為例，2015年的人口和GDP分別是2001年的1.6倍和6.2倍，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用水總量反而從38.9億立方米下降到38.2億立方米，其中來自地下水的數量從27.2億立方米下降到16.7億立方米。如果北京當前的農業用水量轉為用于居民生活用水，可以新增800萬人口的容量，更不用說超大城市可以通過再生、節水等手段增加水的供給。

疏散中心城區人口反而加劇擁堵

在傳統觀念里，認為疏散核心城市的人口是緩解交通擁堵的辦法，但蔡繼明認為，這反而限制了超大城市的集聚力。“在紐約、東京、倫敦這樣的世界一線城市，目前出現的趨勢是人們重新回到市中心，”蔡繼明說，“原因在于以信息、知識和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需要更多的人口集聚，借助于人口密度來進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同時，緊湊型的城市發展可以減少人們的通勤距離，反而有利于緩解交通擁堵和減少碳排放。”

蔡繼明研究發現，疏散中心城區人口導致的結果，是人們進行互動和知識交換的需求受到抑制，城市活力下降，甚至進一步拉長了人們的通行距離，反而加劇了擁堵問題。

人口增房價高城市應增加土地供應

針對特大超大城市的現狀，蔡繼明建議，戶籍制度改革應在大都市圈范圍內實現突破，加快外來人口市民化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進程。“人口城市化和向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將釋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中國經濟啟動消費”。

研究顯示，相比于本地城鎮居民，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人均消費要低16%到20%，這種“戶籍制約消費”的效應在一線城市尤其巨大。蔡繼明測算，如果戶籍制度改革到位，這些消費潛力得到釋放，經濟增長每年大約可以加快約一個百分點。

蔡繼明同時建議，取消在超大城市的行政邊界內劃定城市建成區邊界，以適應超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建設。在人口持續增長和房價高企的城市應增加土地供應，而在住房庫存持續居高不下的人口流出地區(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應減少(甚至終止)土地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