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一位傳奇：這位將軍院士一輩子隱姓埋名　參加中國所有核試驗

這兩天,一段幾年前的視頻火了。短短幾分鐘,記錄下了一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段時光。這段視頻出現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包括島叔的。

他叫林俊德,他是院士,也是將軍,一輩子隱姓埋名,堅守在羅布泊。他參加過我國所有的核試驗。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文章是在2012年林俊德院士逝世后不久寫就的,作者是島叔的好朋友,人民日報記者余建斌。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作者寫道:“寫稿子的時候,寫一會兒,就出去辦公室到外面抹把眼淚,眼淚流多了就假裝洗把臉。一個人能帶給人們的精神震撼,是如此巨大。”

假期就要結束了,今晚,來看看這位老人的傳奇故事。

(一)

他叫林俊德,沒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將軍,一輩子隱姓埋名,堅守在羅布泊。他參加過我國所有的核試驗。

他個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時候嘴唇略顯厚,臉更是會圓起來。

這是他平常時候的模樣。4個月前,他因為癌癥晚期病情嚴重住進了西安唐都醫院,瘦得厲害,臉頰凹陷,額頭顯得特別突,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他戴著氧氣面罩,身上插著輸液管、導流管、減壓管,有時還有從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長導管……最多的時候他身上插著十多根管子。這個樣子,他仍坐在臨時搬進病房的辦公桌前,對著筆記本電腦,一下一下挪動著鼠標,每挪一下,都能讓旁邊的人心顫一下。

電腦里有關系國家核心利益的技術文件,藏在幾萬個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還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學生的培養方案,他都要系統整理,怕耽誤學生的論文答辯和畢業。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時間太有限,要盡快。

他一開始就問醫生,做手術和化療以后能不能工作,醫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棄了治療。住重癥監護室不能工作,他難得用將軍的威嚴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間歇,他休息也要坐著,怕躺下就起不來了。

他希望活得有質量,說不要勉強他,現在需要的是時間而不是手術。與其治療后臥床不起,不如最后還能爭點時間。他是閩南人,現在這個勁頭,就像1960年大學畢業后西出陽關一頭扎進戈壁大漠幾十年,一樣倔強。

同事、學生、朋友、親人趕到醫院看望他,他說,“我沒有時間了,看望我一分鐘就夠了,其他事問我老伴吧。”他讓老伴在醫院附近找了一間房子,專門用做接待,即使從閩南山區遠道而來的親人也是如此,沒有商量余地。他繼續吸著氧氣按著鼠標。插著管子工作沒有效率,他兩次讓醫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癥晚期,肚子里都是脹氣和腹水,身上抽出過2800多毫升積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兩倍,嚴重缺氧,平常的喘氣比剛跑完百米賽還劇烈。他從沒因疼痛在人前發出一聲呻吟,只有當醫生湊近問怎么樣時,他才說有點兒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上午,他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想盡各種辦法下床工作,兩個小時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個愿望都不被滿足,他終于被放下地。半小時過去,他的手顫得握不住鼠標,也漸漸看不清,幾次問女兒眼鏡在哪,女兒說,眼鏡戴著呢。這時候,很多人已經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來,怕他聽到,還要使勁捂著嘴巴嗚嗚地哭。

他又接著工作了1小時。最后的5個小時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時又能聽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這些都是他在電腦里給文件夾排的次序。

老伴緊緊攥著他的手,貼著他的耳邊,翻來覆去地說:“老林啊老林,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這么長時間。40多年了,你現在終于屬于我了……”

5月31日20時15分,他的心臟跳動不起來了,也不會再哀求著起床。他沒做完他的工作,這幾天他在電腦上列了個提綱敲敲打打,5條提綱的內容沒有完全填滿,家人留言這一條完全是空白。

醫院科室主任張利華,54歲,撲通跪了下來,對著床頭說,“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們后人會接著完成。”張利華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這樣面對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見到。

得知他的離去,“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科院院士、94歲的程開甲寫來一句話:“一片赤誠忠心,核試貢獻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個遺愿:一切從簡,不收禮金;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馬蘭。最后一個,他也在病床上啞著聲音和基地的司令員說過,算是他的一個要求。司令員聽完轉身,淚打濕了滿臉。

羅布泊邊緣的馬蘭,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樣,干著驚天動地的事,也做著隱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馬蘭花。

這個季節,馬蘭小院里的草長高了,杏也熟了,正等著他回去。他說過,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讓它們自由生長,戈壁灘長草不容易。

(二)

他這輩子有三個沒想到:上大學,做將軍,當院士。他最初也沒想到,個人和國家命運綁得這樣緊。

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一聲巨響,蘑菇云騰空而起。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將軍向周恩來總理報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周總理在電話里謹慎地問:“怎么證明是核爆成功?”現場指揮帳篷里頓時一片肅靜。正好,程開甲帶著26歲的他匆匆趕到,說:“沖擊波的數據已拿到,從記錄的波形和計算的數據證明,這次爆炸是核爆炸。”張愛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輕人,激動地拍了拍他滿是塵土的肩膀說,你們立了大功。

他當時帶頭負責研制的鐘表式壓力自記儀,樣子像一個罐頭盒,用來測量核爆炸沖擊波。這是他拿自行車輪胎和鬧鐘等,用土辦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獲得了當時證明核爆炸的重要數據之一,還拿到了國家發明獎。那時候,他從浙江大學畢業也才4年。

他的家鄉在福建永春大山深處一個偏僻鄉村,少年時家中一貧如洗,曾經輟學,靠著政府資助上完了中學、大學,在大學里曾打著赤腳上課。從浙大機械系畢業,他分配到單位,實際上他是專門被挑來的,到了單位給他交底,“國家正在西北建設一個核試驗場,把你挑過來,就是去那里工作。”

雖然對核試驗知道不多,但他一聽能跟國家命運靠得這么緊,就非常激動了。他一輩子被人看作學習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紀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實驗、帶學生幾乎占去所有時間。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說,成功的關鍵,一個是機遇,一個就是發狂。他以自己為例:“成功不成功,的確有個機遇。一旦抓住機遇,就要發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別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數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斷斷續續說了兩句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試驗,我很滿意。”并且,“咱們花錢不多,做事不少。咱講創造性,講實效,為國家負責。”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氫彈原理性試驗是在高空,沖擊波測量也在高空。儀器要在零下60攝氏度低溫下工作,當時的實驗條件還不具備。為了創造低溫環境,他和同事們背著儀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頂呆了一宿。

冬天漠風凜冽,山頂更是冰封雪凍。夜晚刺骨的寒風像針一樣往身體里扎,又在每個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結上一層白霜。手凍僵了,腳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溫度表,才零下20多攝氏度。

他們還抱怨,“這鬼天氣,就不能再冷一點嗎?”

后來,他們采用高空氣球放飛試驗解決了問題,趕在試驗前研制出高空壓力自記儀,為飛機投放氫彈安全論證提供了科學依據。

核試驗從大氣層轉入地下后,他又開始帶著人解決地下核爆炸力學測量這個世界性難題。艱苦攻關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種測量系統,為國家的地下核試驗安全論證和工程設計提供了寶貴數據。

他善于啃硬骨頭,也常教自己的學生要敢于啃硬骨頭。他的23個學生,個個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專家。他走的那晚,學生們親吻著他的手,長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親一樣撫摸一下他們的頭。

他軍齡52年,他這一代人,一輩子自主的人生選擇不多,做核試驗也不是個人的選擇。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楊樹一樣,扎根半世紀,是他自己的抉擇。

(三)

他是搞核試驗的,說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這兩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實。

他研究爆炸力學,一輩子都和炸藥打交道。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每次總是盡可能地離炸藥近一點。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藥都沒響,他用對講機沖其他人大聲喊:“你們都不要動,我來弄。”說著就走上前,快到炸藥放置點時,他再次回頭對跟在后面的人說,趴下,不要抬頭,自己上去排除了險情。

他經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時間去搶收數據。有一次,車壞在路上,他看到司機帶著防護罩修車進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護罩摘下來,證明沒有危險才讓司機也取下,提高修車效率。

他的學生說,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老師常年奔波在實驗一線。凡是重要實驗,他都親臨現場,拍攝實驗現象,記錄實驗數據。這是他的專業需要,也是習慣。

去年,74歲的他由于拍攝實驗現場太專注,被絆倒在地,膝蓋和臉部都被蹭傷,讓他包扎一下,他笑著說沒事沒事,拍了拍灰塵繼續工作。

每做一次實驗,他都建一個檔案,就像病人的病歷一樣,幾十年從沒間斷。誰需要資料、數據,都能在他那兒很方便地找到。

簡便實用、講求實效,也是他一貫倡導的。他常對學生說,科學就是用簡單的辦法達到理想的目的。

為解決實驗用的鉛皮,他發明了用鋼棒手工搟制的辦法,像搟餃子皮一樣,把1毫米厚的鉛皮搟成了0.2毫米。為了找到力學實驗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買了一塊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鋸開分析密度和硬度。就連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來作為實驗的一種特殊材料,解決了技術難題,也節約了大量經費。

病中留下的工作筆記上,他一筆一畫繪下了保險柜開鎖示意圖,密碼盤、固定手把、開門手把,以及三位密碼刻度的標示,清晰明了。還有詳細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絲不茍的程度,有點像人們所說的極致。

(四)

2012年春節剛過,一封近5000字的長信,擺在了基地司令員的案頭,是關于基地建設發展的想法,言辭激烈,語氣率直。信是他寫的,看得出很著急。直到司令員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員和經費對他所提的發展路線進行研究,他繃緊的臉松了下來,笑了。

住院期間,他和來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員閉門談了一個多小時。他也感嘆,一生最大的缺點是說話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會“做人”……

他說話硬,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乍一聽,難以接受,時間長了,都知道他不玩虛的,一輩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則。就像他去世前說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動,實事求是搞科學。”

凡是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他講原則不是空的。他參加學術評審會,從來不收評審費,不讓參評人員上門拜訪。從沒有接受過一個人的禮物,材料都是通過郵局或其他人捎帶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見人。科研成果報獎時,他總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項目堅決不掛名。平時專門的請客吃飯他概不參加,就喜歡自助餐。討論會上該說就說,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個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領域不輕易發表意見、裝點門面的學術活動堅決不參加、不利于學術研究的事情堅決不干。

2005年,東北某大學邀請他當名譽教授。他說:“我們研究領域雖然接近,可是距離太遠,鞭長莫及的,我給不了什么指導,這掛名教授我還是別當了。”

去年,在安徽黃山召開評審會,會議主辦方請他當主審。他老老實實地說,第一個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點關系,但也夠不上當主審,第二個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我當不了評委,你們抓緊時間再找人吧。

他說,自己雖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個領域專家,不可能樣樣都懂,樣樣都精。而且專業越深就越窄,別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資不低,所以掏錢時并不手軟。老戰友在外地聚會,他說戰友們轉業早,工資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樹地震,他悄悄捐了3萬元。

但他自己,一塊手表用了15年,一個游泳帽用了19年,一個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個鋁盆補了又補舍不得扔。他搞實驗,動手能力強,家里的沙發和床是他用包裝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發套是老伴親手縫制。客廳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鋪完地板后剩下的廢料,花了半天時間敲打好的。屋里的燈也是他引了一根電線加一個燈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學生們收拾他的衣物,除了軍裝,沒找到幾件像樣的便裝,兩件毛衣還打著補丁。

他偶爾也享受過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個農家樂吃飯,點了一個“大豐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幾個菜煮在一起,他從來沒吃過,對這個組合菜贊不絕口,對老伴說咱們回去也做這個。

他的學生們說,老師是一個心里有愛的人,長時間接觸,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學母校百年校慶時送的紀念品,他一直戴著,舊了磨手,就用透明膠粘上。他去世后,護士想把手表摘下來,老伴理解他,說老林喜歡,就讓他帶著走吧。

他帶過的每位學生,都在他的電腦里有個屬于自己的文件夾,每一個文件夾都詳細記錄著每個人的技術專長、培養計劃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間,他讓學生們將各自的文件夾拷貝走,這時學生們才發現,從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長的十幾年,他都詳細準確地記錄下了每個人的成長足跡。

去世前三天,他寫下這輩子的最后338字,雖然手抖得厲害,但字跡工整,沒有一絲潦草。這是他給學生寫下的論文評閱意見。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這個學生在6月通過了畢業論文答辯。

(五)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學的高材生黃建琴參軍到了馬蘭,她也搞核試驗,是后來馬蘭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與他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相伴,黃建琴總習慣一個人的生活。最后,她含著淚說,老林的最后幾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長的一段時間。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別是對女兒一直有著愧疚。他帶的23名學生都是科技精英,卻沒時間管女兒的教育,女兒沒讀過大學。他只好對女兒說,你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我們沒有教育孩子的經驗,你是我們的試驗品,就多擔待點吧。女兒出嫁,他在外執行任務。女兒辦完結婚證,背著簡單的行囊進了丈夫家。兒子結婚,他也一直沒抽出時間和親家見面,婚禮由對方一手操辦。

他不是個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說,“這一生我陪伴他,我覺得我值。因為,他為國家、為人民、為黨,做好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良心上沒有愧對黨和人民對他的培養。”

他去世后,10萬元慰問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表示謝意,說:“這些錢就當做他的最后一次黨費吧,這也應該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輩子干了他喜歡的事業,他對黨和國家的愛刻骨銘心。”

女兒說,很多人說林院士一輩子沒享過福,但我知道父親不是這樣的。他對幸福的理解不一樣,他說過他這一輩子真的很愉快。

參加第一次核試驗的人們回憶起,那個時候他一股朝氣勃發的勁兒;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雖然年紀大了、人滄桑了,他蓬勃的朝氣、工作的熱情一點沒變。人們在想,是什么支撐著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長的生命跨度?

創造了馬蘭精神、見慣了英雄的馬蘭人送給他一副挽聯,為他送行:“鏗鏘一生,苦干驚天動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隱姓埋名人”。